前几天刚把论文的文献综述大纲梳理出来，从消费和身体两个角度进行回顾，并综合进行了讨论，突然发现，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似乎缺了一些。我试图把我想要讨论的话题再次表述了一遍，我发现，我其实很关心一些科学知识在普通人看来是怎么应用的，或者说是怎么理解的，然后我就想起了sts这个关键词，因为之前刘言学姐也提及过，于是乎去知乎搜了一下，有一个答主提及到了situated knowledge，查了一下叫做“情境性知识”（STS研究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 Nalsi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177607/answer/132412511），后来再看了一下，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人类学引用过去的，在人类学那边叫做“local knowledge”，其实就是“地方性知识”。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篇大佬（吴彤，2007）以往写的文献，讨论了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与科学史研究专家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的对比。突然发现，我要讨论的其实就是后者主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意即，所谓的“普遍、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situated的（可以暂时按照“地方性”的框架来理解），只是从具体上而言，两者的背景、旨向有一些不同。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建立在反现代主义、普遍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地方”，着重讨论了一种空间、时间因素的“地方”，并且尝试建立“普遍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的某种对立，而在具体而言则主要体现在对于“地方”的着重讨论（虽然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也有尝试将纯粹的心理分析进行公开化讨论的倾向，但仍然还是集中在“地方”）。而科学实践领域的“地方性知识”其实更多指的是situated knowledge，想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普遍知识”并不是如外界所想的那样是一种现代主义且反地方的知识，至少从普遍知识诞生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某个地方的，而且其成立本身就有一定的条件（控制变量），除此以外，所谓“标准知识”的论述，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将这种从某个地方、情境发现（发明）的知识进行了一种知识标准化的操作，更多地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这种知识标准化之后，在具体的应用也仍然是需要借助具体的情境来还原并复现的，因此所谓的“标准知识”的论述是很难成立的，更别说要将“标准知识”与“地方知识”进行对立的想法了。虽然我的看法更偏向科学实践领域，但因为劳斯的概念还是从格尔兹作为其起源的，所以我还需要快速地把格尔兹的概念过一遍。

于是乎，我下载了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译者王海龙的两份导读提供了很好的入门。先是对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的这个学派背景做一个简单梳理：1-阐释学的来源，与古文经学有关系，但以往主要注重对于历史经典文本or异民族的文化转译问题，18c末的德国神学家、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将阐释学拓展至了对心理感知性的理解，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社会学家韦伯也与施莱艾尔马赫秉持相类似的观点，影响了阐释学的进一步走向；2-福柯通过“话语discourse”来破除对现代主义的迷信与荒谬依赖，而格尔兹则通过“本文text”的概念来说明个体认知与符号事物（文本or行为）之间的关系；3-人类学的内外视角问题（emics内部人视角&etics外族人视角），以及当时的人类学学科危机，促使格尔兹将“阐释”做成了一种方法论，也就是所谓的“深度描写deep description”与“地方性知识”；4-认知人类学（注重关照人的认知及分类体系）、符号人类学（注重从非语言的符号事物进行社会背因的探究，以一种社会互动、联系的方式而不是鼓励的符号学分析）两方面的集合，给格尔兹提供了阐释人类学的思路，而符号人类学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类似的缺点（注重心理探究但没有与外界公开对话）使得格尔兹最终另立门户，创建阐释人类学，强调了符号的某种“公示性”（受到了维特根斯坦、gilber ryle的影响）；5-语言并非探究外部族群的全部因素，文化因素context等等也有影响，因此扩展非语言（行为、仪式等等）的阐释探究，形成了“深度描写”的方法论，并借此形成“地方性知识”的概念体系。

总结来看，就是若干个因素影响了格尔兹：1-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个体、个人、行动者，而不是结构与普遍的规律；2-分析工具借鉴了符号、认知学，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拓宽到了对于符号背后的文化所指互动关系，以及某种情境性的认知。在格尔兹这里，人是一种认识工具，背后的文化成为了其主要的认知目标。

但对我的论文而言，我的想法是：探究人对于某种知识体系的感受，并在此基础之上讨论背后形成的某种文化。在这里，人虽然也是一种认识工具，但也是我的目标之一，这也是我尝试和格尔兹不同的一点。

下面将主要对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原文快速阅读）：

格尔兹将“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聚焦在了西方法律与伊斯兰地区、印度教地区、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地方法律进行对比研究，并形成一个基本的探讨框架，也就是依靠“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对比——其中前者主要聚焦在某个事件的发生，而后者主要聚焦在对于事件进行判断、裁决。原有的法律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主要缺陷在于:1-只关注较为上层的“法律体系”，并将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概念、道德直接剥离；2-通过一种过分政治化的观点，比如聚焦于人们打官司的个案，看做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计划的达成；3-总而言之，就是没有注意到“事实”与“判断”之间的联系。

随后，作者通过聚焦于不同文化对于事实、法律的相关词汇表述，来探讨在地文化对于这两种思路的理解。

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haqq哈克是一种更接近于神的意志为特征的内容（al-haqq是神的名字之一），这是一种不需要将事实认真思考就能得出答案的概念。比如：haqq在你这儿-你是正确的，haqq在你里边-你错了但不愿意承认，haqq在你上边-这是你的本分，haqq和你在一起-你有资格、你应得的。作者认为，“正确”（法律上的判断逻辑）和“真实”（事实情况）是贯穿在haqq这个术语的每个应用层次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文化内，只有某个人的口头作证才能算做证据，书面材料不被当成法律说明。

对于印度世界，dharma达摩是一种与阿拉伯世界完全相反的体系，其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很统一，但内部的解释空间太大，只能依靠某个特定的宗族派别来存有价值。而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将权利、义务与社会等级、地位相关联，但社会等级、地位却是先验的，因此人们的权利、义务的解释空间主要取决于其社会阶层，那么，其运行机制似乎就可以理解为，阶层为先，个体的权利、义务在后，个人的存在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如此，事物只有一个单一的秩序，以西方术语来说，这种秩序则既是自然的也是道德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Ronald Inden & Ralph Nicholas，转引自格尔兹，2000）那么，法律的公正，取决于“王爷”，而不是阿拉伯世界的“人证”。与之相似的是泰国的佛教律法。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与之的相似性也不少。

对于东南亚而言，adat是一种当地通俗顺口的规则，类似于风俗，是一种大众司法的观念，特点在于“习惯包罗一切”，是一种习惯法比较盛行的地方。

总体来说，将事实和法律保持的比较有机的统一，是阿拉伯地区的特点；更偏向于某种权力之下的裁决权，是印度等地区的特点；更强调一种社会群体的习惯法观念，是东南亚地区的特点。

原有的比较法律研究，除了公民权利义务、贸易产权等方面的考量以外，对于各国法律体系的直接比较似乎是常有的思路，而格尔兹尝试重新出发，从当地人对于法律的理解，来探讨各国法律体系与其社会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他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从首要意义来说，是相对于普遍、西方世界而言的地方世界，注重时间、空间、社会群体与阶层的不同，但也注重对于事实的发生情境，以及当地人对于事实的理解——后者的两个因素其实是超乎所谓的“地方”表层意义的。

不过，而如王铭铭（王铭铭，2008）所言，中国相当部分学者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讨论还是集中在了“地方”——local是地方性、局部性的意思，但更接近于完整体系的“当地”或“在地”，是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一种可以成体系的存在，而中国人所说的地方，更像是place、locality，强调于空间意义上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中国部分学者并没有涉及到格尔兹在原文中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事件情境性的讨论。

所以，在中文学界，如果为了继续我想研究的话题，那么，至少要从文字意义上，摆脱所谓的“地方性知识”（place、locality），转而使用local作为指向。与此同时，我认为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有作为科学知识研究的背景，至少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

ps：制定法、习惯法，似乎也是一些关键词。

参考文献：

格尔茨. (2000). 地方性知识. 中央编译出版社.

吴彤. 2007. 《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 自然辩证法研究 (11):87–94. doi: 10.19484/j.cnki.1000-8934.2007.11.024.

王铭铭. 2008. 《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 西北民族研究 (04):60–82. doi: 10.16486/j.cnki.62-1035/d.2008.0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