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用中文撰写的“禁止随地吐痰”提示标语，刺痛了国人，使得国人进一步反思——是我们不够“文明”吗？是我们与西方先进国家还有一定“文明的距离”吗？

其实，我们不必对此纠结过多：文明化是一个进程，作为其核心要素的“文明行为”，本身也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被建构出来的，而不同的人（不论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本身都会就适应文明化这个行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适应。

再者，文明化进程，实际上和社会发展进程有着紧密关联——正是人们的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不断需要产生“新的文明”。

对此，福柯及若干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出于精英文化的视角，对于这种文明化进程的外部因素进行着重关注，并提出了“规训”、“操纵”等概念，一方面暗示作为“个体的人”的行动的理性与独立性，另一方面似乎弱化了外部因素在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合理价值。

对此，德裔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文明”要求人们进行自我规范，但这种规范并非完全凭空产生，也并非某个人、某个群体的理性化设计而出的杰作，而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互相产生的依赖，促成了这种文明的需要，也就形成这种“文明”。

-回顾文明、文化等概念，明确本次要探讨的话题：文明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文明”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不过我们可以大致按照两种视角来区分。第一种视角是具有启蒙主义、进化论视角的文明论，比如基佐就以英法的社会进步为例，将文明表述为社会与人性的发展，但如果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基佐的落脚点则主要集中在英法社会，是单数的文明观念；第二种则是具有复数文明视角的文明论，比如斯宾格勒的文化忧患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洛伊德的文明辩证法、布罗代尔基于非欧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文明史观念。（高力克、顾霞，2021）而上述两种区分的背后，也隐含了若干种复杂观念——“文明”是不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明”的终极形态是否是统一的？不同的文明如何交流与互动，会不会产生冲突？

于是，埃利亚斯抱着相类似的心态，开始回顾英法以及德国对于“文明”、“文化”的定义，并发现，两者之间对于这些概念的定义，其实存在着交叉的部分：

而作为一位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埃利亚斯虽然了解到“文明”的含义1与含义2，但其对于含义2的关注点则似乎更为突出：“……类似的想法，即必须设法与别人和睦相处，必须顾及他人；以及歌德从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出发所谈到的，人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感情行事等等，这些经常在法国宫廷文学中出现。作为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思，这些思想属于歌德个人，而相似的社会状况和上流社会生活在整个欧洲却导致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及行为方式。”（埃利亚斯，2013）但可惜的是，由于法国与德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境况——法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专制王权的强势导致的宫廷礼仪盛行，而德国在中世纪之后经历了无数次的国内战争，在自身文化上与法国相比居于弱势——埃利亚斯最终只能选择将法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但他感到好奇的问题却是：作为一个过程，文明是怎么发生的？

1860s法国作家米拉波在《人类的朋友》中的一段文字，似乎能够给埃利亚斯提供线索：“……由此可以看出，从野蛮经文明和富裕走向堕落这样的循环，同样会在一个精明能干、小心谨慎的大臣眼前重蹈覆辙，犹如一架机器，刚刚装好又迅速地报废了。”（埃利亚斯，2013）由此，埃利亚斯综合已有材料及自己的思考，认为文明实际上是使得国家在“野蛮-衰败”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思考路径切入，埃利亚斯认为，“文明”是一个动词，“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应有的状态，而这也成为了其接下来的研究落脚点。

-礼仪、宫廷礼仪、文明的变化，方方面面及细节描述

作为一种进程的“文明”，其实在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迹可循。欧洲的“文明”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关键词，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勾勒：“异教冲突”、“宫廷礼仪”、“礼貌与文明”。首先，是“异教冲突”阶段，指代的是中世纪早中期的欧洲，由于当时宗教权力大于世俗王权（政权），出于群体区分的必要，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区分并表达自我意识的方式，主要是以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冲突进行的一种阶段，此时“礼貌”等与文明相关的概念指涉较少，人们主要依照自身的欲望随意表达，武力等暴力冲突是一种常态；接着，则是“宫廷礼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发生在中世纪晚期，也就是一些封建领主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时期，这一段时期的宫廷礼仪，指的主要是在较大的封建君主的宫廷中所形成的某种行为方式，用法语courtoisie´来指涉；再下来，就是“礼貌与文明”阶段，主要指涉的是专制王权兴起及之后的时间段——这个时候，法语civilite´（礼貌）表示的是一种富有社交能力的行为之表现，反应的是专制主义的宫廷贵族这一群体的强势地位，随后富有市民意味的civilisation（文明）则逐渐代替之，也同时包含了一种“完成时”的表征，而这也对应着上一部分对于“文明”的含义1的描述。

而关于行为举止的描述变化，也大致和上述的阶段变迁有着相对应的状态，但关于行为举止的文字材料并不充分，于是埃利亚斯转而寻求通过那些涉及宫廷、教会、市民等多个主体的礼仪教学书籍来获得，这部分书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伊拉斯谟《男孩的礼貌教育》（1530年）、德·拉·萨勒《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1729年、1774年）、佚名《儿童文明守则》（1780年）等等。

接下来，埃利亚斯大致从四个方面对这些行为举止进行回顾。

第一，是以就餐为核心的宫廷生活部分，主要涉及餐具的使用、肉类食物的食用及其他。比如，对于餐具的公共性使用，在之前的时间段，是允许人们直接公用汤匙等用具的，但之后的阶段则表现为分餐制的盛行。类似的行为还表现在食肉及刀叉的使用上。在以往，肉禽一般以整只的方式放于桌上，现场有人负责切割，而也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切割肉食的礼仪，而后期，肉食则逐渐以切割后的形态上盘。对于刀叉的使用也存在类似的接受过程：刀在中世纪早期及以前的关注度并不高，从中世纪中后期开始，人们由于安全、心理防备的原因，就“递刀”这个行为增加了很多禁忌，比如，不能用刀剔牙，递刀时要将刀柄朝向对方，没事不要乱挥舞刀，等等，形成了对于刀的危险的象征性认识——但以往没有这些认识时，刀仍被正常使用。上述变化反映了人们的本能与难堪的情感之间，对于后者的考量。

第二，则是以谈吐及行为举止价值判断为主的内容。谈吐方面，前期主要表现为不同阶层的语言使用，比如对于“死”、“去世”、“故世”的使用，以及直陈式、虚拟式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分别对应着市民及宫廷贵族阶层，而在后期，两个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市民宫廷化”以及“宫廷市民化”促使两个阶层的表述方式得到了混用。关于价值判断部分的内容，则从前期以宫廷阶层价值取向为主的“不符合宫廷礼仪”、“不高雅”等逐渐转变为以他人眼光为准则的“有些人非常讲究清洁”的表述，甚至在接下来套用了来自卫生学、医学等“科学的”、“理性的”话语作为支撑论据（虽然这种话语发挥的作用仍然不及“他人的眼光”）。

第三，则是从生理需要、擤鼻涕、吐痰、起居等角度回顾的内容。比如对于大小便，伊拉斯谟的书中涉及较少，但在德·拉·萨勒1729年的书中被首次明确地提了出来，而后又在1744年的版本中被删去，反映了这种“文明改造”的整个过程。再者，对于擤鼻涕而言，也呈现出了不同阶段的特征：在刚开始可以用手，但需要侧身弄；后来，则变为要求只能使用左手弄（因为右手用来就餐）；再之后，必须用裹胸布、手帕等，而且还要遮住鼻子，避免发出声音；最后，又从卫生学、医学等的话语，要求人们避免抠鼻子，等等。

第四，则是从男女关系、攻击欲、骑士生活状况进行回顾。比如，羞耻感的加强，表现在男女结婚时的各种行为等的变化，以及各种体育运动在女子间的流行，都反映了人们的“情感约束水准”变高了许多。对于儿童，以往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童教育的内容，现今则是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分开。针对攻击欲而言，则是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暴力转移至了私人生活、后台化的体育、电子游戏等竞技类的活动当中，情感宣泄也变得间接。

以上四类现象则大致表明了一种变迁的趋势，那就是：人们逐渐从一种较少约束的状态，转变到了一种较为约束，并且自我控制较为严格的状态。这种状态的转变，表明了人们在本能与“难堪的情感”之间的考量，不断地朝向后者，也就是“难堪的情感界限向前移动了”。而这种界限移动的推动力，也不断地由一种基于外部的权威强制，开始演变为个人的、无名群体的规训压力。用现今一位流行歌手的歌词来概括之，那就是：“在摩天大楼里渴求自由”。（林宥嘉，2011）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转变呢？埃利亚斯认为，主要还是“人们的相互依赖增强了”。

-引起其变化的核心要素：

埃利亚斯将文明的进程放在社会结构变动这个框架之下，认为文明、礼仪等的展示，其背后是社会阶层地位（尤指上层）的一种象征，并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回顾这些礼仪、文明变化背后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宏观环境的变化。埃利亚斯得出这样的观点：社会进程（分工化、货币流通等）使得人们在交流时要保持谨慎，最终形成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文明”。

既然人们变得“文明”的原因是“人们的相互依赖增强了”，那么，与涂尔干、韦伯等人类似，从经济角度作为切入点，对欧洲的社会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是必要的。尽管埃利亚斯并没有直接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对相关的历史进程进行划分，但通览全书，其对于文明进程的因素分析，采用经济视角是隐含的切入点，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大致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其进行划分，以便展现一个大致的脉络。我们可以将欧洲的经济发展时期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时期、货币及商品经济时期、垄断经济时期。在自然经济时期，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较高，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度较低；而在货币及商品经济时期，货币流通与商品经济盛行，分工化程度提高，人们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加；垄断经济时期，公权力机关对于税收机制、暴力系统的独占，则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得到增加。

—财富的形式：由土地的占有到资本的流动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土地是承担人们财富的主要方式。建立于庄园制经济的基础之上，土地拥有者（贵族）通过雇佣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从而获得一定的物质及金钱回报，这也就是其财富获得增长的一种方式。而基于此，对于土地进行不断的兼并扩张，也成为了土地拥有者进一步增长财富的方式。一定时间的民族大迁徙，促使人口的聚集度增加，土地的兼并进行到一定程度，部分中下层民众失去了土地，就会选择前往城镇变为手工业者、商人等，服务于当地的市民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群新阶层则不断壮大，形成了另一个新的独立阶层，而与之相匹配的是，其财富的承担方式也不再是土地，而是资本。财富承担载体的变化，带来的则是不同阶层话语权的此消彼长，而对于埃利亚斯所着重的研究而言，自然就是旧贵族的式微，以及新市民、中产阶层的不断崛起了。

—货币贸易、人口增加、分工化带来的跨地域活动

承接上文，选择前往城镇从事手工业、商业的民众，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立经济能力。“随着经济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形成，商品交换经过更多的人手交换环节的延长，交换运作的网络也随之复杂起来。于是，便需要一种统一的、机动的计量单位，一种所有其他东西能以其为标准的交换对象……只有在一个交换社会内部形成了较长的链条，亦即有着一定的人口密度，亦即在较大的社会联系和较细的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人们才需要货币。”（埃利亚斯，2013）交通运输技术的改进也是促成货币贸易、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陆地交通而言，11-12c对于蓄力的使用范围在扩大，蓄力承担运载力的部位也由咽喉转移到了肩部，13c的骡马驮畜的出现，促使载重较大的远距离陆路运输成为可能；对于水路（海路）而言，由于阿拉伯人对于地中海、中东地区航海线的切断，促使欧洲人前往新大陆，并在那里发现了巨额的金银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就进一步促使了统一的物质交换计量单位的形成。并且，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之下，新市民、中产阶层的财富快速增加，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原来的旧贵族阶层，旧贵族话语权的进一步式微，也成为了不可扭转的趋势。

—权力垄断的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庄园城堡到大范围的税收机制、暴力系统的独占，武士的宫廷化

传统的封建庄园要想获得成长，只能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来形成对于更多臣民的管理，进而形成更大的单位内的财富增长，但与之带来的则是兼并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分封制的特点，要求大庄园主在获得新领地后将部分土地分给跟随战斗的骑士，而这种分配方式的最终结果，则是以骑士独自建立其经济循环系统，并不断摆脱对于大庄园主的依赖，因此，极易促成分裂势力的不断增长。而大庄园主在获得新领地后若不再进行开疆扩土，则也会促成其下属骑士对于大庄园主的轻视，加快分裂。

而货币、商品、人口流通，暗示了一种新的公权力机构的诞生之可能。“……武士家族的田产，对某些土地的支配权，和向生活于其土地上的人们要求实物地租和各种劳役之权，随着职能分工的不断发展，在淘汰性抑或竞争性的斗争中，转化为对一个较大区域的军事实力手段和经常性货币地租或税务集中化的支配。”（埃利亚斯，2013）1188年，腓力二世开始征收一种名叫“萨拉丁什一税”，声称是为了给十字军东征这种战争需求征集资金，尽管其引起了较长时间的民众骚乱和反叛，但还是促成了税收制度的实行。1463年，查理七世宣布：全国同意他推行无限期的“助税”制（非战时资金集措税），并请求他不要再召开什么等级会议来对税款进行表决了，因为“旅程的花销太大，人民大众负担不起”。（埃利亚斯，2013）逐渐地，以暴力独占、税收独占的专制王权国家也逐渐形成。

但是，上述三个核心因素的结合，又和埃利亚斯所要讨论的“文明的进程”有什么关联呢？埃利亚斯这样描述这种“新的垄断”：“……垄断占有越是稳固，其分工越是细密，它就越是鲜明地追求这一点：霸权领主变为职能分工机构中的中央骨干，也许比其他骨干更强大，但和其他骨干几乎一样受束缚、受制约……”（埃利亚斯，2013）换一句话说，恰恰就是分工化的深入，使得人们进一步产生了互相依赖。而接下来，对于这种“垄断”在另一个角度的解读，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某些贵族礼仪仍然会有所存留的原因：“……个别人的私人独占社会化了，转变为整个社会阶层的独占，转变为公共独占，转变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机关……”（埃利亚斯，2013）为此，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机关设置了一种“国王机制”，一方面其依赖市民、中产阶层创造的大量财富所得来的税收，另一方面其又收留旧贵族，将旧贵族圈养在宫廷内，试图形成一种新市民与旧贵族互相平衡，从而保持动态平衡的现状，以实现“渔翁之利”。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如果相对独立的社会只能在社会中为具有愈益依赖性的职能所取代，比如说自由骑士为宫廷骑士所取代，最后甚至为廷臣所取代，或者是相对独立的商人和职员为依附性的富人和职员所取代，那么情感的模式，整个情欲和思维和结构，简言之，人的整个社会风度和社会修养也同时必然地发生变化。而且在接近垄断地位人的身上较之在没有机会进行竞争因而直接或间接地陷入依附境地人的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要大。”（埃利亚斯，2013）也就是说，社会进程及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变化，很容易影响到具体的人在行事方式上的表现，“文明”也就展现出来了。

-结果：

—社会强制促进了自我强制，并且向长远扩展，以心理化与理性化作为个人的两种行动工具，以羞耻感作为上述界限的区分方式

暴力由来自外部的体力暴力转化为了上文所提到的武力独占的新式的“和平空间”，而这样的转变也使得人们能够不再为来自外部的体力暴力而提心吊胆，但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在生活中时刻注意——我们可以不同时代的交通为例：

意即，这种外部暴力虽然消失了，但是为了维持和平，一种并非将人作为攻击者的暴力出现了，换一句话说，一种工具理性，或者科技理性出现了，作为工具的一种，其为了让人们降低外界不稳定的风险带来的预期，要求人们与他人进行分工协作，并时刻注意自我的表现。“这种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根本性的密切交织，会招致并非个人策划与创造的变迁与形态。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埃利亚斯，2013）而在这样的影响之下，这种秩序则会“要求人们在该组织中努力’正确’表现；所做出的努力很大，以致单个人身上除了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而外，同时还有一种自动的、盲目工作的自我监控机制固定下来；后者试图通过畏惧的壁垒防止对社会俗常行为的违犯；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自动化的机制习以为常地盲目运转，也常常通过间接的路径招致对社会现实的背离。”（埃利亚斯，2013）

也因此，维护这种基于分工效率而产生的秩序，虽然避免了低质的工作产出，但却也使得人们在相当部分的场合，尤其是公共场合或与他人进行陌生人式交往的时候，产生一种突如其来的陌生感，换一句话说，就是“客气多了”：“……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危险少多了，但也同时缺少了情绪色彩，或者说乐趣少了……于是便在梦中、在书中、在图画中来寻找日常生活中缺少的东西的替代品；于是贵族在宫廷化的途中阅读骑士小说，市民在电影里欣赏暴力镜头和爱情狂热的场面。”（埃利亚斯，2013）意即，人们对于充满激情的生活的落脚点，已经从纯粹的公共生活转移到了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成为人们在“工作”之余抒发自身情绪的时间段，人们也并不奢望公共生活能有多少带来令人激情的时刻。也正因为此，各种娱乐文化、暴力文化、竞技体育等内容才会成为人们在学习、下班之后的各种玩伴——因为这些文化所包含的那种对于“爱憎分明”、“敢想敢做”、“暴力美学”

的表征，在公共生活中根本就再也发生不了了——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公元2021年，《迪迦奥特曼》竟然会因为若干个“暴力镜头”在中国大陆全网被下架（尽管之后又恢复了其删减版本）——以儿童家长为代表的的成年人，在接受了现实的非暴力规训之后，转而要求儿童从小就习得这种“并非与生自来”的暴力自我制约的能力，声称这“符合儿童成长规律”，但这恰恰就是埃利亚斯接下来想要说明的“从社会制约向自我制约的转变”——成年人要求儿童从小就习得这种对于表达自身情感的自我制约，以至于这群儿童在其长大之后已经将这种自我制约当成了一种应然状态，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念所言，尽管“自我”和“超我”已经占据了前台，但“本我”从来没有消失，力比多无处可逃，便会演化成当今青少年抑郁症占比近四分之一的现状（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1）

在社会制约转化为了自我制约之后，其的制约眼光也“变得长远了”——因为分工化不断增强的现状，告诉我们要在做事前“三思”，避免影响到其他利益主体。而因此，我们养成了两种行事方式：一种是“理性化”，要求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保持理性”（注意，不是“成为理性”），另一种则是“心理化”——因为担心影响他人，我们与他人的交流虽然并未中断，但却也停留在“公事公办”的范畴之内，而我们也学会了“察言观色”：“……（以宫廷贵族为例）人对人还是施加花样繁多的强制与暴力。在这一圈子的生活并非是和平的生活。在这里为数众多的人相互制约……围绕着体面与过往的恩宠所进行的竞争是剧烈的……最后以刀剑作为最后裁决手段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则是为了向上蹿升和社会成功而施展阴谋，明争暗斗，唇枪舌剑。”（埃利亚斯，2013）而在此观念之下，羞耻与难堪成为了人们施展上述观念的重要工具：“……外来强制越是强烈地通过社会结构转化为自我强制，包罗着人的行为自我强制的环圈越是包罗得多，越是细密复杂，对于违犯社会禁律的惧怕就越是强烈而鲜明地具有羞耻感的性质。”这就是埃利亚斯所谓的“难堪界限的前移”，其最终的效果也显而易见，那么便是将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那一部分，一点一点地公共化，而这带来的便是行为的均质化：“个人行为巨大反差愈是削弱，喜怒无常的情绪爆发愈是受到克制、受到抑制，并使其转化，行为种类或色彩的敏感性就愈强，人对小表情、小动作和形式就愈是敏感，人自身和其层级的世界经历就愈是复杂……”（埃利亚斯，2013）

—行为的统一化，武士的宫廷化、象征资本的不断产生与传递，上层人的抱团与中下层人的崛起

接续上文，行为的反差在社会进程中不断被缩小，原有的中上层与中下层人群之间的行为规范的差距也在不断的趋于统一。当然，这种统一背后则又是某些程度的分化加剧——被“杯酒释兵权”的武士们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而聪明的国王为了维持上文所提及的“国王机制”，于是便达成了一项交易：武士们逐渐宫廷化了，尽管他们内心对于资本等财富的追求十分的强烈，但在自己历来的“荣誉”面前，仍然不值一提，而国王有限的宠爱资源又使得他们必须加强在内部的争斗。与此同时，崛起的新市民及中产阶层，处于靠近社会权力上层的诉求，又不断模仿旧贵族们的行事规范，于是，一种齐美尔所说的“象征资本”的游戏就开始了——原有上层的行事规范在慢慢地被中下层民众所模仿和“窃取”，而为了避免在事实的经济资本以外，在象征资本层面又被迫与新阶层人“平等”的尴尬境地，这群旧贵族们又开始不断创制出一种新的行事方式，以尝试夺回自己“原有的”话语权。

但不能忽略的是，上层人的如此这般的抱团行为，与其相对的中下层人在象征资本层面也并非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首先，“所有在宫廷社会成为存在基础的、因之也特别加以精心培植的一切，现在大多对人的社会地位只有中介性的作用，只是第二位的决定因素。社交的形式、房舍的装潢、造访的礼仪、就餐的规矩，而今全都退居于私人生活的领域当中。”（埃利亚斯，2013）旧贵族所享有的行事方式，在现代社会面前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而退居二线。而与此同时，新市民阶层也通过对于上层象征资本模仿过程中的经验，开始拥有了其自我意识，逐渐拒斥上层贵族拥有的文化，进入了对于自身文化的一种新的解放阶段：“……（资产阶级）愈益坚决、愈益自觉地贯彻自己的禁律，以反对宫廷贵族的禁律。他们……以勤劳来反对贵族的游手好闲，以“自然”来反对贵族的烦琐礼仪，以对知识的追求来反对交际形式的追求；……他们还首先提出以’道德’来反对贵族的’伤风败俗’”（埃利亚斯，2013）因此，两个阶层也将逐渐进入一种愈加紧张的状态。不过，“资产阶级上层所展示的行为模式，一旦它进入了先前专门为贵族所保留的角色，成了社会上层，那就会是新老上层密码融合的产物，这也是因为每一崛起运动都有一个同化的阶段。”（埃利亚斯，2013）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的意义而言，两个阶层之后的融合阶段，也就形成了代表国族身份的那种“文明”的行事方式。

-学术介入点及其影响：

—韦伯的理性化（理性个体人）观念、20c社会学的静态主义（结构主义）研究（类型学研究，比如帕森斯）、单线进化论，希望能够借用19c社会学的进程研究视角——注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历史建构视角，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理性人带来的灵肉分离的假说弊端，对于日常生活史等研究的启发——现今的私人生活、熟人社会、中国特定时间段与地域的文明化进程个案研究、临终关怀、公共舆论及媒介研究；

20c，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经济理性人”的论说，以及帕森斯等人基于结构主义范式而形成的宏大社会理论，影响了世界社会学的研究走向——这使得社会学界在研究社会与个人时，总是希望从宏观角度入手，而在微观上也将个人看作是社会层面“理性”的缩影，正因为如此，个人被认作是“理性人”，其所有的行动都被视为是一种完全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行动，“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人”( 或者说行动主体)一直都是以自足独立且绝对稳定的个体形象出现的，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互动理论(包括社会交换论、社会资本理论等) 关注的都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社会后果”（王德福，2014）。基于上述背景，埃利亚斯、舒茨等学者分别从社会构型学、现象学的角度来尝试为具体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逻辑”进行解释，并对上述所提及的某种程度上的“机械论”及“目的论”进行批判（王珊珊、孙拥军，2018）。埃利亚斯在其书中的序言曾表示，其虽然反对单线的进化论视角，但还是适当地希望借助其进程角度的分析方式，对个人的文明行为进行构型学角度的回顾，并尝试将其与经典社会学，尤其是韦伯、帕森斯等人的理性人、宏观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在书中的前半部分对个人的微观生活进行回顾，随后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个人的日常行事方式与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埃利亚斯在书中强调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建构视角，强调两者间的相互依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理性人假说带来的灵肉分离观念的弊端，同时也是对于之后日常生活研究的启发。与埃利亚斯一同进行类似研究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舒茨、布迪厄、福柯等学者。单纯从《文明的进程》对于中国大陆的研究影响来看，目前主要集中在：私人与公共生活（王德福，2014）、陌生人与熟人社会（王德福，2014）、中国特定时间段与地域的文明化进程个案研究、临终关怀（社会支持）研究（王树生，2020）、公共舆论及媒介研究（陈凌，2019；）。当然，对于“文明”及“文化”概念进行探讨的，也不在少数。（葛兆光，2003）

—学科分化严重，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的学科分化导致单一话题多个观点的片面性，以及埃利亚斯的多学科背景；——资料的选择以及分析的视角，结合了社会结构与个人心理情感两大领域，形成一个互通状态，但有部分学者认为其中间的衔接点仍有完善的空间；

当然，埃利亚斯也在更大的层面上回应着20c的学科发展分化问题。20c学科分化严重的导向，使得社会学过于关注宏观结构的分析，而心理学则注重当时的心境研究——这就导致了学科研究中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离，而无法形成一种基于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有过医学研究背景的埃利亚斯，对于卫生学、心理学等论述有所了解，而甚至使得他对于人类的面部表情变动有了深切的认知。《文明的进程》译者袁志英曾对该书中对埃利亚斯的过往进行回顾：“……（埃利亚斯认为）人类的感情不仅仅是某些面部肌肉运动的原因，感情和表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码事，自我的存在和他人是无法分开的。只是在文明的进程中感情和表情才人为地分了家。”（袁志英，2013）这种认知情境下的埃利亚斯，会尝试回应并弥补上述两大学科之间的沟壑，便也显得理所当然。于是乎，“他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了文明化理论，并且在后来的许多论述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与斯梅尔塞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斯考克波尔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以及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理论家所阐述的思想和理论统称为历史社会学。”(胡晓红，2016)

—齐美尔的情感社会学研究（集中在形式）——从情感的社会历史建构维度进行补充，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戈夫曼的羞耻感研究的结构视角 ；

其实，埃利亚斯所提及到的“难堪界限的前移”，便是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之一。在该领域，社会学家齐美尔先主要在《羞耻心理学》中，从形式的角度提出了“暧昧性的社会距离”，也即一种若即若离的陌生人交往模式。而埃利亚斯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齐美尔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社会强制促进了自我强制，也就是社会的进程影响了人们对于羞耻感的认知深度和接下来的行事方式。而后，戈夫曼通过其经典的戏剧理论，强化了对于齐美尔“暧昧性的社会距离”的研究，将原本的理性人预设前提逐步转化为了“多重自我之间的暧昧性和社会系统在组织原则上的矛盾性”（王佳鹏，2017）。意即，戈夫曼将这种羞耻感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个人，是一种具有现代性迷思（myth）的自我（柯林斯，2012），而不是齐美尔所言的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个人。总而言之，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都在齐美尔的“暧昧性的社会距离”的宏观预设建构之上，将羞耻感研究的背景切换至了具有个人生活经验的现代社会之中。随后，波兹曼等人也从媒介的角度对埃利亚斯的羞耻感研究进行了回顾，尤其是从羞耻感、童年与成人之间界限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部分。（王佳鹏，2017）

—自身对于独占暴力的研究，对于后续竞技体育、体育社会学的影响较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开山鼻祖式的人物——现今的竞技体育、街舞等的研究；

而也正是从《文明的进程》开始，埃利亚斯进一步注意到那些被人们后台化了的真实情感——这些情感已经变化为了后台私人时刻的娱乐文化、畅销小说，以及那些具有模拟特征的暴力活动，比——比如电子竞技、竞技体育等等。埃利亚斯对于体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埃利亚斯将体育看做一种控制攻击性情绪的组织环境设置；在第二个阶段，埃利亚斯进一步从人的兴奋追求心理出发，探讨工作与休闲、休闲与体育之间的关系，认为休闲与体育能够满足工作中被抑制的基本需求；在第三阶段，埃利亚斯结合了在英国等地实证研究，撰写《寻求激动》等书籍，认为“体育化”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祁晓红，2019）埃利亚斯以自己的构型社会学切入，开启了随后的竞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文明化的概念，引起了鲍曼等人使用纳粹、战争等案例来质疑其全面性的存在——现今文明、文化等概念的探讨；

—之后的局内人、局外人等社区群体研究，没有走传统依靠各种指标进行阶层评判的标准，而是根据社会交往及互相依赖情况进行了研究；

总而言之，埃利亚斯一方面回应经典社会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文明化理论”，另一方面又从学科分化的现状提出建设“人的研究”（基于构型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竞技体育社会学等的研究，还对情感社会学中的羞耻感研究进行了历史材料的回顾。当然，除此以外，其也在具体的社区研究中提出了基于文明化进程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完善了对于文明化理论的实证补充。对于“文明化理论”的表述，虽然有鲍曼等人的基于纳粹、二战等“去文明化”事实的质疑与挑战，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在回应现代社会命题前所展示的思考深度与广度。

-反思：

—礼仪、文明及面向当下的文明化研究，是否切入视角仍是停留于国家-公民的单方面互动，而缺乏民众对于国家的回应，或者包括民众与社会其他主题，这方面的文献我并没有看；

—个人对于社会的规约并不是完全出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地位，事实上，是人们在参与这种相互依赖的过程导致的必要，而个人的私人情感则被放置在了私人生活中继续存在；

—接过上面的思路，当今的很多网络舆论事件，包括各种涉及到性别议题、明星等的事件，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角度来讲，是否是某种程度上对于私人生活的越界管理，或者说是“长臂管辖”？该方面的研究学科主要是传播学、文学的领地，其对于叙事等的分析是否是一种单一维度的分析，无法呈现出事态的发展过程及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就深层次的？

—文化研究是否还是较多的停留在精英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放大了外部因素（如媒介、技术、社会结构等）的影响，而忽略了民众的主体性，以及民众与社会交互的能力？

—研究方法上，避免静态主义的类型学研究，同时尝试把握日常生活史以及当下日常生活研究（现象学研究）之间的平衡，针对当下的研究，应该如何关照，有什么借鉴的参考资料？ 

—新的时代，是我们更需要社交的时代——在“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这样的类型学认知以外，我们有没有机会尝试发现一种基于流动现状的信任社会交往形式？

—“好好说话”、“体谅一下”在当下的重要意义。

—要有德波的挑战景观社会的精神与勇气。

其他材料：

埃利亚斯以《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以下简称《文明的进程》) 誉满全球。他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了文明化理论，并且在后来的许多论述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与斯梅尔塞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斯考克波尔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以及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理论家所阐述的思想和理论统称为历史社会学。(胡晓红，2016)

帕森斯为什么认为文明进程是理性化的？需要回顾其学术理念

基于本体论层的“机械论”与“目的论”于20 世纪60 年代再版的《文明的进程》新序中被埃利亚斯所批判［8］。本体论层的机械论即对复杂的社会进行某种机械而又抽象的归纳［9］。若事件A 发生于事件B 之前，机械论则用A 来因果解释B，即因为事物A 撞击了事物B，造成事物B 的运动［9］。机械论将一切事物视为能够被力学支配的机器，将一切视为异化的无生命状态的仪器，将一切视为孤立的存在。机械论的本体论主张世间所有现象均能够用机械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10］。与之相反的本体论层的目的论认为: 用B 来因果解释A，即要达成事件B 的目的，需预先采取事件A 的行动［9］。这种预先安排的理念，是对人的个性存在与时间发展彻头彻尾的否定。目的论的本体论认为世间所有现象均朝向目的，没有任何解释能够完全脱离目的［11］。目的论的盛行，更多地表现于人本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逐［12］。（对机械论、目的论的两种态度的反思，是埃利亚斯撰写此书的一个起点，机械论和目的论都弱化了人的主动性，但是，机械论依照科学范式认为人是一种无生命状态的仪器（法兰克福学派一般就是这种态度），而目的论则将人的某个具体目标弱化为某个宏观叙事目标中的单个（比如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珊珊、孙拥军，2018）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人”( 或者说行动主体)一直都是以自足独立且绝对稳定的个体形象出现的，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互动理论(包括社会交换论、社会资本理论等) 关注的都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社会后果。（社会交换、社会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的预设，这个观念也为埃利亚斯所反思——那么《凡身之造》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讨人际交往，也很容易带有这种观念预设，因此有没有其他的和交往理论有关的观念呢，受到理性人的影响比较少的理论？比如哈贝马斯，或者其他？——中国的关系研究是否能够弥补这个缺陷？）（王德福，2014）

“熟人社会”是流动性极低且变动性极小的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乡土性”的，是血缘与地缘的融合，这使它不同于“陌生人社会”，也不同于“熟人圈子”和现代社会的“社区”。（因此，熟人社会这个概念主要适用范围还是乡村社会，那么陌生人社会中是否会有一定的熟人关系呢？怎么看待，用什么方式来切入？）（王德福，2014）（王德福是武大社会学院的老师）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对自我的感知源于同他人的互动，人们在互动中体味他人的姿态，通过想象他人的评价获取自我形象或自我感觉及自我态度，库利称之为“镜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符号互动论后来发展出了身份理论、角色理论、剧场理论等，自我一直是其核心概念。该理论的主张与我们这里所讲的“推己及人”式的自我扩大化很有几分相似，比如都强调互动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意义沟通，不过二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符号互动论关心的是互动中的他者对自我认知和行动的影响，似乎颇有几分认识论色彩，但影响是外在的，只是通过双方共享的符号意义进行传递，并不表示自我的坚硬界限被打破，中国人的自我扩大则恰是要打破界限，是本体意义上的自我开放（这里说的符号互动论，表明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并且还说明了其是基于一种他者视野下的自我呈现，似乎注重从外部因素来关照，对于自我的关照似乎不是很足够）（王德福，2014）

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 我们获得的启发是, 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是文明观念———包括道德伦理、规则常识的建构过程,象征着民族的同一化趋向, 而文化则相反,表现了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葛兆光，2003）

当然，将埃利亚斯仅仅视为一般意义上的体育社会学家，未免看轻了他的学术追求与理论旨趣。埃氏的体育研究论文全以英文撰就，与学生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等人的论文一起编为《寻求激动》一书。其中由埃利亚斯独立执笔的有三篇，分别是长篇“导言”、《作为社会学问题的体育之起源》和《论体育与暴力》，另有四篇系与邓宁合作完成，分别是《寻求休闲的激动》、《业余时间中的休闲》、《中世纪与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以及《以足球为参照系的体育群体活动》等。《寻求激动》还有一个副标题：“文明化进程中的体与休闲。”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埃利亚斯的体育研究也是他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等闲视之。（沙红兵，2008）

值得注意的是席尔德所强调的埃利亚斯关于体育化进程的“内”“外”两个方面。还以拳击比赛为例,与希腊时期在露天场地比赛，不分等级，躲让、退却被认为可耻，比赛一直进行不可以停止等等不同，近代以来的拳击比赛开始逐步制订、完善各种规则，如根据体重划分不同的重量级，在专门的符合一定标准的拳击场比赛，比赛过程中禁止手脚并用，拳击手可以躲闪腾挪，裁判员也可以见机叫停等等。在这些规则的调控、约束下，比赛既充满着激烈的对抗但又极力避免出现过激、伤害行为。另一方面，与古希腊人从选手到观众对身体暴力的共同欣赏相对照，在近现代的拳击比赛中，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比赛规则的强制逐渐变成内在自觉的自我约束，他们自己、他们的行为和感情都慢慢变得更文明了。这种由外在监控逐步走向内心自觉的“体育化”进程，恰也正是埃利亚斯著名的“文明化”进程研究所强调的两个方面，亦即《文明的进程》副标题“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里所说的“社会”、“心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里有一个历史对照，也就是把以往的拳击运动和现在的规则的拳击运动进行了一个比照，那么同样的，就算是健身的动作、空间等等，也可以做一个历史的比照，用来做对照组，比如是室内、室外或者是动作使用的器械、动作的数量及层次、角度等等，都是可以作为材料来补充的）（沙红兵，2008）

波兹曼则坚持媒介生态学的立场，尤其是在麦克卢汉的影响下，主要关注的是媒介技术的变化及其影响。于是，他虽然受到埃利亚斯影响，关注耻感、童年与成人之间界限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但他强调的却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型构的作用，而是媒介技术的力量，尤其是印刷术向电子媒介的转变对童年概念和羞耻感的影响。（王佳鹏，201x）

在初期阶段，埃利亚斯在融合借鉴德国主流社会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将生物学、心理学纳入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序列之中，将休闲与体育视为控制攻击性情绪的一种组织环境设置; 在中期阶段，埃利亚斯重视群体性分析，并构建了过程社会学，从人的兴奋追求心理出发，对工作与休闲、休闲与体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从哲学角度出发，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织的视角对身体的功能、需求和驱动力进行了阐释，认为休闲与体育有助于满足当前工作条件下被抑制的基本需求; 在后期阶段，埃利亚斯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整合，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他将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移植到对休闲与体育的研究上，认为“体育化”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祁晓虹，2019）

在德国期间，他意识到历史和个体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它们共同影响着人类的文化和身体，思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这些话题对于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知识学派是很常见的，对埃利亚斯而言依然如此。在这个时期，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知识学派认为: 应该发展一种历史心理学来解决文化问题。埃利亚斯在这一时期主要受到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史学方法的影响。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认为: 当分析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考察长期的历史变化。韦伯一直遵循着德国古典的研究方法，将艺术与宗教( 文化) 、技术、经济( 所谓文明贬低的领域) 区分开来［8］。埃利亚斯非常重视韦伯的这种基于历史变化的研究方法，然而，在研究艺术和其他文化现象时，埃利亚斯的综合社会学并未将韦伯的文化与文明的理想主义和规范主导的两极分化结合起来。埃利亚斯声称，一定存在某种联系，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能够弥合“先验文化”和物质世界以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分离。……曼海姆不像韦伯那样的保守主义者，他相信文化领域的永恒。曼海姆深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知识社会学”中，曼海姆试图证明文化与社会生活、社会群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将这些集体性的思维方式与所谓的“不依赖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方式区分开来，对于曼海姆而言，“区分化过程”是知识社会学的先决条件［9］。埃利亚斯深受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影响，曼海姆对思维方式的区分后来在埃利亚斯所提出的概念中得到了回应，例如“投入与超脱”［10］。然而，在艺术、绘画或音乐方面，埃利亚斯并没有遵循曼海姆的思维方式，他遵循了自己的路径，并开发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和休闲社会学。对埃利亚斯而言，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仅仅关注思想史是不够的，这种社会学忽视了人类的无意识驱动以及生物性过程。……因此，自发的暴力、随地吐痰以及许多缺少管制的行为都被禁止出现在公共场合。反过来，休闲活动和体育运动在更加文明的社会中获得了一些不同的功能，因为它们提供了特定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对个体的管控可以通过某些特殊方式得以稍微放松，例如在体育运动的竞争环境中，可以公开地对对手进行侵犯。（埃利亚斯的历史过程观念的来源，以及对于其的超越——综合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以及对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观念的借鉴及超越，虽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所交流，但却又没有采用该学派最常用的精英文化批评视角，而是基于社会发生过程论的角度来会照这些大众文化及其风格的不稳定性的存在合理性，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弗洛伊德本身的观点考虑的视角缺乏了历史视角，只注意到了当下），纳入其作品对于人的微观分析之中，以及对于健身房内的嘶喊声的展现，都可以看作是某种欲望在局限空间的具体展现）（祁晓虹，2019）

在埃利亚斯视野下, 对竞技体育中的情感以铰链、模仿、暴力和规则4 个关键词予以解读。……在社会学研究中, 对于情感的界定是一个复杂问题。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 以及帕森斯主张的情感中立、米尔斯的情感管理、戈夫曼的戏剧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情感。……铰链连接了个体情感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个体情感释放从生物性区间向社会性区间发展,不过, 并不是无限地靠拢社会性区间, 而是倾向于区间的动态平衡, 即到达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交区间。（铰链这个概念把纯粹的个体情感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结合了起来，并且认为人是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郭振等，2012）

一般认为，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日常生活史在德国兴起。1989 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认为过去10 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研究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法国具有悠久的探讨生活史的传统。勒格朗·奥西( Pierre Jean-Baptiste Legrand d＇Aussy)在1782 年出版的第一本《法国私人生活史》( 共三卷) ，谈论的全是与食物及饭桌有关的习俗。“私人生活”在法国的生活史研究中，作为重要概念也影响深远②。不过给予法国史学以及世界史学深远影响的当属20 世纪20 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他们强调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重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风范，显示出研究生活史的特色与魅力。战后的六七十年代，法国的几部著作为日常生活史领域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他们还认为家庭成员、邻里乡亲、同事伙伴等“个人”，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只有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才是唯一的真实。日常生活史学家认为自己建构的社会模型比社会史学家所建的更加均衡而丰满，日常生活史代表着“新主观主义”⑤。（日常生活研究的两个支派，一个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一个是德国的日常生活史，另一派则是微观史学研究，比如《美好生活》、《奶酪与巨虫》、《与巫为邻》、《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以人体测量数据为材料）》等，但是研究都是日常生活的史学研究，当下的考现学的视角似乎还是有所缺乏的，问题是，怎么把历史和当下连接在一起？）（常建华，2015）

基佐把“文明”归为社会与人性的发展，这一启蒙运动式的单数文明概念，以英法的社会进步为典范；基佐的进步论文明史观深刻影响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从而推动了日本“文明开化”的现代化进程；斯宾格勒把“文明”归为“文化”衰退的归宿，他以德国式批判的、复数的衰退论“文明”概念，代替了基佐的英法式启蒙的、单数的进步论“文明”概念；斯氏文明观的影响，在汤因比的多元论文明史观的反启蒙倾向中清晰可见；弗洛伊德将“文明”归为人类生活超越其动物祖先的成就和规则，并从心理学层面深刻揭示了文明与人性冲突的文明辩证法； 埃利亚斯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日常生活和国家建构的过程追溯了“文明”演进的历程；布罗代尔基于非西方的复数文明概念，勾勒了一部包括非欧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人类文明史；亨廷顿揭示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并指出“西方文明”不等于“现代文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尼尔·弗格森探寻了近五百年西方文明崛起而领先于世界的动因，并把文明的核心归结为知识。（高力克、顾霞，2021）

在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同时, 人的身体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焦点。关于文化施加于身体的影响与控制, 福柯从话语、权利与身体的关系出发, 考察了外在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史;埃利亚斯(NorbertElias)从人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的演变过程出发, 研究了身体的自我控制逐渐加强的历史。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作为同灵魂分离的肉体性的物质存在, 它承载有更多的文化内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 身体就是一种文化建构。身体即文本, 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福柯单方面强调了社会等外部因素对于身体的“规训”，而埃利亚斯不仅关注到了外部因素，也注意到了人自己在微观层面的自我控制，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个人在私人后台层面上的情感表达，而福柯的精英文化批评视角似乎比较明显）（秦晓伟，2009）

埃利亚斯对其时的社会学研究是非常不满的, 因为他认为这种先验地构建一种抽象理论体系, 来对社会加以静态的描述, 只会使得社会学“ 从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突然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但同样是片面的思维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 历史和社会进程中那种丰富性和活泼性都被剥夺了。……相对于韦伯将个人的行动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 埃利亚斯则是将“ 人” 或者说展开行动的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埃利亚斯的文明指的则是近代西方国家所独有的那种特点),但弗洛伊德还是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其核心思路大致是这样的： 文明是服务于爱欲的过程, 而爱欲需要文明将人类整合在一起, 为此文明采取了限制力比多的手段, 凭借其外部的、社会性的影响, 文明使得人类产生了负罪感和良心( 通过使人认可违反这种行为就可能会产生“ 社会性”惩罚, 并对此产生的恐惧), 借此便可以从人类的内部来压抑天生的性欲和攻击性本能, 从而将力比多集中到那些可以加强人类彼此间联系的途径上去。（宋崇，2013）

虽然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构成基础是社会分工， 承认社会的分化， 但他依然强调集体意识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并在晚年倡导从宗教层面重建“现代社会” 的道德基础。埃利亚斯对这样一种全体成员共享一种精神或意识的社会观表示怀疑， 他认为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关系与过程构成了社会。因此， 埃利亚斯的理论似乎与从涂尔干理论中衍发出来的社区研究格格不入， 后者的静态描述与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都与埃利亚斯的风格相去甚远。……埃利亚斯认为难堪的界限是下层效仿了上层行为之后才得以推移， 这是文明化进程的路径。这个观点后来遭到包括社会学家鲍曼（Z. Bauman） [5] 与人类学家古迪（J. Goody） [6] 在内的学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埃利亚斯把上层的行为标准对下层的影响过分理想化了。而实际上， 埃利亚斯并非简单地看待阶层与文明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 阶层是职业与经济的概念， 而文明化则是个体自我控制与形象的塑造过程， 相同阶层的人可能经历不同的文明化进程， 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标准与方式。如果这两类人恰好居住在了同一个社区， 那么他们也会因为行为文明化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阶序， 出现类似杜蒙在《阶序人》一书中出现的包容性等级现象。[7] 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化理论与阶层观， 埃利亚斯进入了WP 这块社区的试验田。（上层影响下层，以及相同阶层的人经历了不同的文明化阶层，应该是两个维度、层次的说法，前者适合宏观分析，后者适合在微观层面进行操作。）（杨渝东，2015）

儒家的身体观念以及西方、现代思潮中的身体观念对比？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充材料

健身的比赛最终是一个非竞技性的比赛，而是“健美”比赛，这种导向自然就强调了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价值，而并非竞技体育中的团体合作、技术配合等的需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健身看作是一个具有一定私人性质的活动，是可以理解的。

专家系统是垄断权力机构之类等时刻的某一种代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现代人格（人格现代化理论）

大致判断——利用《文明的进程》进行的研究范围：

回应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私人生活、熟人社会、临终关怀（王树生，2020）

竞技体育、街舞

现代性、日常生活（理论）

公共舆论、媒介

文明、文化等概念的探讨

文明化进程的个案研究，比如上海、公共卫生系统、宋代到民国的礼仪进程

情感社会学、羞耻界限——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的羞耻感研究、齐美尔（形式——暧昧性的社会距离，也就是若即若离的交往，《羞耻心理学》）、戈夫曼（结构，窘迫等的研究）等人的羞耻感研究，埃利亚斯的研究是对情感社会学的建构角度进行补充，同时也有鲍曼等人从大屠杀、战争等角度的“去文明化”的个案对于埃利亚斯的回应（王佳鹏，2017），这样的回应还有周锦章（周锦章，2019）

初步的反思：

现在的礼俗互动及某些文明化的研究，视角切入点集中在国家的教化，因此对于民众的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是立场的不同使得容易对于民众的研究有一定的预设观念

公共与私人话题——公共舆论的研究是传播学、文学的研究强项，但是这两个学科都是基于表面文字所进行的文本分析，维度呈现单一，层次不丰富，容易造成另一种类型学的研究，并且两个学科接受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民众的关注容易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