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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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龚小夏译,豆瓣读书链接

在中国,作为个体的私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与家庭的关系又如何?家庭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一些都是令人感到好奇的。而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便是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在这本书中,阎云翔以其生活多年的中国东北下岬村为调查对象,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多次深入当地进行调查,并持续至世纪之交。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阎云翔受到其导师xxx的影响,从个体化、个人体验为切入点,对以往学界所提倡的中国农村宗族理论及合作社模式在上世纪末的现状进行了质疑,并就中国农村的新状态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个体化理论。在该书中,作者先对下岬村的历史发展状态进行回顾,并分别以新中国成立前后、集体化劳作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等三个时间段的青年恋爱、择偶观进行探究,随后对较新一代青年男女择偶、婚姻实践进行了跟踪观察,并对青年男女婚后的居住空间、家庭财产处置、老人赡养等话题进行了探究,发现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进程,并因此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个体化理论。

传统的中国家庭以父子关系为主导,通过传承的方式将家庭、家族延续下去。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国家权力机关也赞许了这种家庭关系的存在,认为家长相对于下一代而言,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有着一定的义务所在。

然而,上述状况随着近现代的中国文明化进程而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更是突出体现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婚姻法》、阶级斗争说促使人们开始不断脱离家庭而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生产力,而土地改革制度更是直接使得个人的意义得以凸显。阎云翔在对国家过往的土地改革制度进行回顾时发现,当时劳动的最小受益单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个人,因为当时的工分制度主要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计算,而非家庭,家庭只是一个生产组织而不能算是一个所有权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青年劳动力有资格以自己的能力来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传统家庭的财产储蓄功能在土地改革的财产重新调整的基础之上,似乎并不能发挥起原有的作用。而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促进了人们对于传统孝道、父子关系及家庭功能的批判,加深了个人的力量所在。

以上的变革还得主要归功于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强制干预,而这种干预在随后的突然抽离也使得作者所调研的下岬村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之下,国家对于个人生活的干预突然抽离出来。对于农村而言,则是为人所熟知的包产到户制、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转为行政建制的镇、乡等措施,而这些措施背后所反映的则就是国家对于公共生活关注度的下降。在以往的下岬村,村民的公共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公社、大队进行,虽然总是涉及到一系列政治宣传口号式的例行大会,但是村民们仍然有机会与同村人在生产之外的场合碰面,国家干预背景下的公共文化也得以形成。而随着改革开放风气的蔓延,那些公共的生产工具逐渐被私有化,村里原有的公共文化中心也被拆迁。在这一阶段担任下岬村村支书的人员,因为行事观念与当时现有情形的不可调节,使得他在经历了短期的任职之后便选择主动下台。下一任的村支书则成为了下岬村村民的黑暗时刻:一方面频频从当地村民收缴税收,另一方面又对当地的社会治安等公共性问题置之不顾,使得当时偷盗之风盛行,人们纷纷筑起了高墙以表达对于村支书的不满。而这一任村支书的行事方式竟然也成为了当时国家对于农村政策的缩影:许多村民抱怨说,国家当初把农民当做革命的主力,现在却抛弃了农民。政府由原先那种事事插手的家长式统治向只管收税而不问民生的方向转变,在下岬人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公共生活方面尤其如此。(阎云翔,2017)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从多个角度对人们的育儿观念产生了影响,与市场经济的东风一起,影响了中国接下来的个体化进程。

个人:力量的崛起(自主权、恋爱与亲密关系、私人空间、女性权益、财产处置与养老问题)                                  

在这里,阎云翔从几个与择偶相关的描述词汇的变迁,来说明人们对于择偶观念的变化。在很久以前,择偶一般被描述为说媳妇找婆家,这样的口吻表明了择偶的主要参与者是择偶双方的父母,而非择偶双方本身。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找对象成为了普遍流行的描述,而这样的描述则体现了年轻人的独立倾向以及对于爱情的向往,以及与以往父辈所表现的不同择偶观念。不过,这并不代表下岬村人对于择偶观念的变化是从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阎云翔通过调查统计发现,下岬村人的择偶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50-60年代对于自由恋爱的初步萌芽,这一时间段内父权思想仍然占据上风;60-80年代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如农田等地促使男女间交流的频繁;80年代改革开放后消费文化与人口流动促使了亲密关系的丰富。而以上过程中,青年人对于恋爱自主权的不断争夺以及随后的占据上风,再加上经济生产中的自主性,使得他们不断获得了个人生活的自主权。而与此同时的订婚后性行为、择偶标准从老式般配的变化、情感表达更为直接的倾向也展现了恋爱男女亲密关系的形成。

亲密关系的结成,影响了夫妻关系、女性权益以及相应的家庭组成结构。在个人自主权诉求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家庭关系的重心逐渐从-转移到了-,权力关系逐渐转移到了下一代。而改革开放的浪潮使得下岬村的男子不断选择外出打工,村里、家里便成为了女性的展示主场。外出男性由于在家时间较少,产生了对于家庭女性的愧对感,再加上女性在家中所做出的的贡献及家庭和睦的需要,使得男性作为家庭成员开始承认女性对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及相应地位,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由于家庭权力的下移,日常代际之间的争吵也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子代,父代从原来的权威转变为了子代的家庭保姆,而这样的现实并不能为父代所接受。在父代、子代的双重因素影响之下,核心家庭逐渐形成,这样的家庭形式主要以夫妻为构成单位,因而原来的大家庭有相当部分转变为了核心家庭模式,只有那些具有祖荫性质或过于贫穷的家庭才保持着原来的主干家庭形式。

核心家庭模式的最直观体现,便是私人空间及隐私权的凸显。如果回顾下岬村的房屋内部结构,可以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男女老少都住在家庭东侧的房屋内,一起睡在暖炕;随着80年代中期的房屋改造活动,东侧房屋开始成为夫妻房,中间的空闲位置则被辟为老人房,原来堆放杂物的西侧房屋则变为了小孩房,依据家庭成员不同的房间组织逐渐形成。与之相随的还有客厅这样的半公开空间——在原先没有具体房间组织划分的房屋中,客人入屋一般上炕,可见家庭成员对于家庭作为公共空间的考量——客厅的形成,则表明了家庭成员希望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进行分离的尝试,客厅成为了一个转换的特殊场所。与之相关的,则是核心家庭对于隐私权的诉求,这种诉求的特点在于人人都有隐私,并且要求社区成员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平等对待——这已经摆脱了传统社会中隐私权作为一种社会地位之展现的意味,也就是只为权贵、父母等人所拥有的特殊权力。

而核心家庭构成的两个因素:财产处置与子代抚养,成为其区别于以往家庭模式的突出特征,而这也最终影响了孝道观念在新时期的表现。由于上文所介绍到的土地改革制度对于个体劳动力价值的凸显,再加上幼儿出生、青年结婚的时间不断提早,老一辈掌握家庭权力的时间越来越短,原有的财产继承方式也由相对传统的分家转变为了嫁妆彩礼这一类的一次性买卖。家庭财产处置方式的天平不断地向年轻一代倾斜,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话语权,而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的经济理性、个人中心思想也影响了年轻人对于养老养儿的看法——“养儿是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应有义务,就像老一辈对年轻一代一样,而原有的孝道精神的解释已经从恩情相报说转变为了父母责任说。意即,老一辈在代际赡养环中的地位已经大大衰落。促使孝道发生转变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对于孝道中的封建思想的批判之外,官方、公共舆论对于年轻一代的支持,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理性思维及自我利益意识,集体化以来家庭作为财产所有权单位的式微,新型生育政策及性别观念等,都促成了权力中心的不断提早下移,而这最终也促成了所谓的无公德的个人”——属于中国的个体化理论。

结论:无公德的个人、学者讨论、自我反思

中世纪末期之后,西欧经历了工业革命、都市化等一系列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而相应地,个人在西欧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愈加强大。原有的西欧庄园经济与其相应的大家庭模式逐渐地转化为了以个人为主导的核心家庭模式,而个人在公共私人之间的划界也愈加清晰。因此,才有了贝克、吉登斯等人关于欧洲社会的个体化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力量之下所影响的个体力量的凸显。

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尽管也受到了改革开放等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但国家的参与是不可忽视的。阎云翔认为,以往的个体化理论研究在对于政府等公权力作为影响因素的考量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而其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政府等公权力对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影响体现在了两个方面。首先,作为秉持共产主义信念的政府,在建国之初就通过土地改革等方式,对传统家庭的社会生产功能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削弱,同时还通过各类运动摧毁传统的地方权力代表(如乡绅、宗族等)使得家庭私人化得以实现,最后还通过《新婚姻法》等方式确立了个人自由恋爱的基本原则,使得政府能够直接管理到个人,最大程度发挥了个人作为生产力的潜能。然而,正因为国家在集体化时代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干预既深,所以非集体化之后,国家作用的急剧减少则对农民的私人生活也有着同样重要但恐怕是更为负面的影响。(阎云翔,2017)这种影响体现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民众对于公共生活经验的极大程度缺失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的动摇。其次,政府虽然鼓励个体向传统权威(比如父权制)发出挑战,但他们并没有在公共生活领域获得多少独立的自主权,因为国家不允许公共生活领域中有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独立的社会自组织存在。(阎云翔,2017)换一句话说,在集体化时期,政府即公共,公共即政府,那么虽然个人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表达受限,但仍然有机会参与公共生活,而政府在非集体化时期的抽离使得个人的公共生活经历与公共观念无处安放,而此时社会自组织等第三方的社会结构形态又是较为缺失的,最终使得无公德的个人得以产生。

这种无公德的个人既有着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对于自主性、情感、欲望的追求,但在道德、社会层面上又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存在着道德、社会意识上的缺失,而这种缺失的最直观表现便是人们对于孝道观念的变化以及极端的自私意识。

对于阎云翔的学术观点,有多位学者从下岬村本身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认为下岬村本身并不是传统中国宗族范式的代表地区,而是一个在近一两百年来产生的新村落,是文化中心地带之外的地理边缘时间边缘,而宗族范式在现今的中国华南地区(如福建、广东等)仍然存在,因此该理论的实质应用性有待商讨。(杜靖,2009;赵爽,2011)同时,也有学者进一步补充到,个体的凸显并不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参考鲍曼等人对于现代性的观点,中国社会的个体力量一方面在商业消费社会和日常社交中扮演着相对独立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这些个体也会对传统进行有选择的继承,这种继承的首要前提是满足自己的情感等相应的需要,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于群体身份标识的需要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个人脱离了相对传统的家庭模式而进入流动的现代社会之后,面对现代社会流动性的现实(如现代社会中民主文化、福利制度等相应的不完善)而产生的焦虑等情绪都有可能促使个人重新对传统的家庭、社交模式等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保留的选择与认同。而这些因素被归结起来则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关系情结。因此,个体可以作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进行考量,但其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赵爽,2011

对于我而言,经过这本书的阅读,我能够更加坚定地放弃文化传承的本真性问题的探究——人们确实有着对于文化传承本真性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想与图腾,而非现实。在实际生活中,个体的力量已经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了国家可以管理控制的最小单位,那么个体的能动创造性也应该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部分——因为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人的一个属性,也就是在于其的自主性创造性,这并不是一般的家庭等其他社会结构所能赋予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自我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选择的那些传统的文化,本身就是为了借用文化符号来实现自我赋能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出于公共生活的相应欠缺与商业消费社会、流动社会的现实考量,个体以其较为独立的力量参与到由商业资本等力量组建的公共生活当中,并试图在这种公共生活当中寻求自己的情感归属等诉求,同时借助于此形成一种流动的关系群体,以试图在流动的社会中安放其焦虑感与不安全感。而这种行为,或许也是对阎云翔在书中所提及的政府等公权力对于公共生活的相应考量的缺失与限制的现实回应。

总而言之,个体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同于以往既有的凝固的群体等结构范畴,成为了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新的范畴。而这样的新个体在与文化、传统文化的对话过程当中,又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同时,商业资本的参与也使得这种能动性有了转化成为介于个体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可能。

当然,除此以外,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之下对于此类第三种力量的考量,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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