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借鉴了徐赣丽老师的写法，因此本文仅仅是一篇学习用的文章。

“厕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逃避，但却羞于提及的事物。一方面，厕所与其他“失序”的事物一起，成为了人们日常“有序”生活中有意排斥的一部分，人们宁愿在公众面前大谈特谈自己“今天吃了什么”，也不愿意触及到“厕所”这样的“肮脏”事物。但在另外一方面，农业工作者也会将厕所内的排泄物视为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农业肥料，为此还曾主动与城里人建立互助关系，求得排泄物的经济价值最大化。这确实是一个矛盾的状态。不过，通过这种处于矛盾状态的事物，我们可以得知不同时代、不同从属的人群的社会互动关系，也可以对这些人们的生活观念有所了解。

而现今，“厕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个人污秽观念的问题，它已经升级为了一个代表着国家形象的文明化问题。冯肃伟等学者对厕所文化定义为是“任何社群皆有所设定的对于排泄行为以及排泄物予以管理、限制及处置的相关规范和设施。”（冯肃伟，厕所文化漫论，2005）意即，“厕所”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话题了。

尽管如此，就文明化、公共性等角度探讨厕所文化的著作，为数不多。2019年，周星的《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出版，从文明化、公共性等角度对“厕所”进行了探讨，回应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厕所革命”的期待。《道在屎溺》主要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一、传统中国社会的厕所、污秽观与相应的城乡关系；二、文明化冲击下的厕所改良运动与内外驱动因素；三、厕所与公共性；四、厕所与生活革命、全球化、东亚地域的关系。这本书既对中国的过往厕所文明有所回顾，但又不止步于此——作者在此基础之上借用了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及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各式厕所改良运动及其背景下的民众心态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厕所”与民俗学的学科转向

众所周知，民俗学一直以来是一门探寻民众生活及其观念的学科。但早先的中国民俗学，要么停留于对民间器具的搜集，要么执着于对文本化的民间文学材料进行分析研究。随着现象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吕微、户晓辉等学者开始提倡非本质主义的民俗学研究，意即，暂时搁置从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对事物的“本体”进行溯源研究，而是从事物的“存在”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人们的“意识”等角度进行分析与讨论。

而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厕所”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部分学者的著述，但是这些学者要么是从建筑学、商业管理、旅游规划等进行的策略性研究，要么是对中国的厕所文化发展史进行梳理，并试图构建起中国厕所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最终变成了饱含民族主体意识的宣传手册。而《道在屎溺》将研究的重心转移至“厕所”与民众、政府的互动关系，摆脱了先前研究中对于厕所进行溯源式的老调重弹——虽然对于事物的历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于其进行溯源式的研究，首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遇到资料搜集、观点提出的瓶颈，最终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类更加的了解自身，并为日后的生活实践提供指导，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停留于历史研究并不能促使人们对当下的生活问题有所反思。

而作为中国厕所改良运动的参与者，政府也因其庞大、高效的运转能力促进了中国厕所改良运动的实施。不过，民众对于政府大张旗鼓的改良运动，却又评价不一——居于本土地域优势的市民与外来的流动性人口，总能在厕所改革问题上发生一些争执。如果我们仅仅将研究眼光停留于中国厕所改良运动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而忽略了真正的使用者与评价者——“民众”的话，那么我们很难将其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厕所改良运动。除此以外，民众的生活观念虽然与官方的价值倡导有所距离，但并不代表民众没有与官方产生任何的互动关系，而这也形成了民俗学的经典研究议题“礼俗互动”。从上述角度而言，《道在屎溺》中对于政府、民众等多方主体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丰富“礼俗互动”研究的内涵。

作为文明化与公共性话题的“厕所”

在传统的仪式研究当中，“禁忌”是一个不可逃避的话题。不过，随着地缘、血缘共同体的逐渐瓦解以及人们对于“自我”的关注，“文明”开始取代“禁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关注的话题。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是一种在外部强制和自我控制之下，个人情感及行为朝着日趋严格和细腻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文明”实则关注的是对于自我的“规训”，而对于自我的“规训”到达何种程度，将成为衡量一个人“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厕所”便成为了窥视人类文明化进程的一个有力侧面。洛夫格伦、弗雷克曼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中，也曾对瑞典在文明化进程当中的各种表现予以描写，其中就包括了中产阶级作为“文明人”对当地农民的厕所进行的各种评价。与此同时，欧美各国学者与之相类似的各类研究，也是数不胜数。但在中国的文明化语境之下，“厕所”不仅仅是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相互角力的场域，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角力的场域。受到西学东渐思潮以及德国细菌学说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政府，就大力开展各类厕所改良运动，包括但不限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等。而在这些运动其中，“厕所”成为一个卫生学话语下的重要议题，它的改良不仅仅是“科学”取代“愚昧”，也更是国家与国民“先进”与“落后”之间挣扎的缩影。因此，“厕所”及其在中国的历时迭代，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深深刻上了发展、卫生、文明等话语，而不仅仅局限于市民相对于农民的优越感比较场域当中。从上述意义来说，与其他单纯从历史角度探讨中国厕所文化的著作相比，周星的《道在屎溺》将中国的厕所文化更迭与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化话题进行交流探讨，能够为我们与其他民族间的洁净文化探讨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而作为一个归属并不明显的事物，厕所究竟是“公共的”亦或是“私人的”，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于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的性质原因，人们是以单位分房的方式进行居住，而受到条件的限制，相当部分单位分房是以统一的卫生间、洗漱间作为其配套措施。而随着市场经济、商品化购房及“生活革命”浪潮的来临，自家房屋内配备便捷的抽水马桶成为了趋势。而当此时，流动人口的逐步增加使得政府必须考虑在住宅房屋之外的地方建设必要的公共厕所，不过这样的尝试却因为众多当地居民的抵制而进展缓慢。基于上述事实，周星认为这“反映了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公共厕所的市民们对于’外地人’的拒斥心态”（周星，101），这既是闫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所描述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缩影，这也恰恰是文明化过程当中所谓“文明人”对“非文明人”的一种态度展现。既然基于国家内部驱动的“公共厕所”改良运动无法正常施行，那么，从外力批评进行施压，并转化为建设“公共厕所”的动力，便也显得顺理成章。实际上，正是外来游客对于当时中国厕所文化的不适应，使得中国率先从“旅游”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的厕所进行革新。而在周星看来，这样的革新运动竟然也成了推动中国厕所文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

作为一个人人都需要但却避之不及的事物——厕所——在公共性的视野之下竟然也有如此多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仅帮助我们在文化的层面上了解人们对于“洁净”的概念，也能够对日后的“厕所革命”运动有所指导与借鉴。

作为读者的阅读感受

尽管《道在屎溺》从出版至今，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由于其话题的公共性，获得了大量的学术关注。在豆瓣网的读书栏目中，有近57人对该书进行了评分，并有30人进行了图书短评。这些读者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学术性与公众性；二、研究理论问题。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有7位读者认为《道在屎溺》的话题选择具有新意，并且可以被当做科普读物来阅读，但也有4名读者认为该书没有使用学科的经典研究范式——田野调查，缺乏了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实证性。并且，对于《道在屎溺》当中频频提及的政府行动，有6名读者表示无法接受，认为“像是在看政府公报”。我们可以借此看到《道在屎溺》及其作者在研究时所遇到的困境——也就是作者当处理“文明化”等相关问题时，似乎只能从史料学的角度出发，对过往的材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其实，从史料学的角度介入“文明化”议题，并没有问题，不过一旦议题直接触及到当下的社会关切之时，似乎从纯粹的文献研究出发研究，就不能较为完整地去记述整个话题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在《道在屎溺》的后半部分，我们能够注意到，其文献来源主要是政府文件或若干位相关话题发起者的著述，而对于厕所文化的真正的使用者——民众，却没有过多的着墨。换一句话说，我们很难发现一些从民众立场出发的相关材料作为印证。如果从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来看，这样的话题处理方式显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明确，“厕所”是一个涉及到个人洁净观的研究对象，很少会有民众愿意从个体感受等方面去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记得，《美好生活》也曾对民众的洁净观（污秽观）进行过研究，不过其相关的印证材料，要么是直接来源于一些历史上的私人日记或极个别的田野调查，要么则是间接地来自官方等涉及到公民教化的相关读本——可以说，“厕所”这个话题的材料，本来就很难寻得，《道在屎溺》的作者首先能够研究这个话题，已经是一种学术上的勇气与进步了，至于其对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的缺位，我们表示遗憾，但也表示理解。

对于第二个方面，主要有沈辛成的《厕所民俗首先是一个科技史问题》。沈辛成首先对《道在屎溺》作者的研究预设“农耕-现代”社会结构表示质疑。在此基础之上，沈辛成认为作者持有的研究观念是柯文于1984年所提出的“施动者-被动者”的理论陷阱，一方面将西方当成是完全的施动者，又同时强化了政府在中国的厕所改良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忽视了民间的力量。最后，沈辛成还从自身科学史的研究背景出发，认为作者从厕所出发，探讨现代性问题是不够全面的。其实，关于沈辛成的相关质疑，周星在书中有所回应。周星认为，厕所文化可以从罗伯特·路威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但“并不适宜被用来阐述现代民族国家的卫生体制之下的厕所问题”（周星，157）。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便是政府的干预，从这个角度出发，周星实际上是将厕所问题当成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形象与治理能力的问题，因此对于政府部分的文献内容进行大量梳理，也是情有可原。同时，周星也认为：“虽然一直以来被认为’落后’、’停滞’的东方在’厕所文明’的发展上并非毫无成就，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抽水马桶和大规模的下水处理系统，基本上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周星，168）而对于这些来自欧美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的附加物——厕所文明而言，周星承认这个问题“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周星，168）。同时，周星并不否认中国从主体性出发，主动参与全球厕所问题的能力与实际。实际上，周星本人的学术观念并非沈辛成所描述的那般，是以单纯的进化论思想来研究问题，但为何还会其被认为是陷入了“施动者-被动者”的理论陷阱呢？我们推测，这可能是《道在屎溺》的作者所使用的理论存在着一些不完善，比如其所借鉴的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中的文明化理论，将“文明化”定义为是一种“在某些外部强制和自我控制之下，个人的情感及所有行为的变化不断地积累起来，朝向着日趋严格和细腻的方向发展”（周星，165）的模式。意即，沈辛成所质疑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道在屎溺》的作者需要回答的，而是“文明化”理论需要回答的。我们不能否认外部刺激对于一个人、一个文明的自我发展的应向所在，但是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去把握这种外部刺激的影响程度，却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总的来说，周星的《道在屎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话题，并且从我们当下生活所最为关切的两个方面：“文明化”与“公共性”切入进行研究，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及其角力之下的厕所问题，不仅仅是厕所本身，而包含着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界域。尽管《道在屎溺》存在这一些诸如“缺少田野调查”、“政府公报材料过多”等问题，但我们相信，这并不能是打倒《道在屎溺》成为一本值得学习的著作的理由。而在政府所主导的厕所革命之后，民众又会对厕所作出何种主体性的行动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