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文学”:一个民族观念的文学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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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获得了“自我”的确立,近一百年来的“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与流变也反映了“民族”这个深刻、现实的社会话题的历时变化。本文将“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与流变分为四个阶段:民族自我拯救下“斗争”的“郑成功文学”、特殊陆台关系下“解救”的“郑成功文学”、宽松的文化环境与“转型”的“郑成功文学”、全球化以来“海洋”的“郑成功文学”。通过对上述四个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与流变过程,与其说是“文学”本身的发展,不如说是中国“民族”观念以及历时社会诉求的集体想象物。

1949年前,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预设现实,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以文字的方式唤起民众麻木的心灵,他们通过对地方性的历史英雄人物立传书写的方式,以“排满”话语唤起当时作为“中华民族”新概念的历史合法性空缺,“郑成功文学”也以传记的方式奠定了其基础性定位;随后,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之下,知识分子选择以拓展后的“抗日”话语,鼓励民众发挥抗战的主体性能力。这一阶段的“郑成功文学”也在民族自我拯救的背景之下,呈现出了“斗争”的文学色彩。

新中国建立之后,“郑成功”与“台湾”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大陆、台湾两地政权对于郑成功的话语争夺,将决定哪一方将具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大陆的创作者们以“反清复明”预设观念及“高山族人民”作为两个重要的创作焦点,一方面对前者进行模糊书写,架空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法性之间的错置现状,另一方面以“人民”话语强调对于台湾民意的主动掌握。因此,这一阶段的“郑成功文学”,完成了其在现时政权下的合法化,以“解救”的态势展现于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下一个新时期,“郑成功文学”进行了转型尝试。通过对于郑成功其父郑芝龙的发家史“修正”,创作者们完成了郑成功经济形象的历史合法化,并同时结合了郑成功的中日文化背景,使得“郑成功文学”获得了跨民族的研究必要,以“转型”的身份属性完成在新时期下的更迭。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文明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因此“郑成功文学”内的评价体系也由“陆地文明”转向了“海洋文明”,在此语境之下,“郑成功文学”通过对郑芝龙海盗身份的再阐释以及影视语言的表达,完成了在新世纪下的完善,成为了“海洋”的“郑成功文学”。

综上所述,四个阶段构成的“郑成功文学”形成与流变,反映的是不同社会语境下,出于外部、内部原因的影响,历时民众对于现实状况的“想象性克服”以及“想象性书写”。在这样的“想象”观念之下,“郑成功文学”的创作者们一方面沿着已有的历史文献材料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以文学艺术特有的功能阐明历史与未来的联系。创作者们根据时代的需要给予其基于不同价值标准的价值评判,也造就了不同时期“郑成功文学”的特色所在。

“郑成功文学”既来源于现实,也反馈到现实。单从审美角度来评价这些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并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文学价值,而“审美性”也并非文学作为“人学”的价值标准之一。文学能够一定程度的干预现实,并影响现实,从这个角度思考“郑成功文学”,那么其因时而变的特征既灵活反映了创作当下的现实,也反映了群体对于这种现实的未来记忆指向。单从时间存在的逻辑角度而言,这种未来记忆并不真实存在,但从人类心理的角度而言,其却又深深地隐含在人类群体的心灵预设之中。因此,“郑成功文学”的文学价值更大程度上反映在其“内”与“外”的沟通层面之上,而非一般的审美角度。

总而言之,“郑成功文学”以“精神指领”般的功效,影响了不同时间段的民众对于“焦虑的现实”的思考与理解,帮助民众以更为合适的心态面对“未知的未来”,这也是“郑成功文学”作为“文学”的最终价值与意义所在。

“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以及“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三者的在地化结合,使得“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与流变不仅展现了一个话题文学的发展历程,更是反映了作为民族观念的“中国”的现代性历程。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郑成功文学”究竟又会出现何种转向呢?这或许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在之后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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