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笔记(第四章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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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洲出现的新兴国家之所以令人感到饶富兴伟,乃是因为至今仍支配者大部分欧洲当地对民族主义兴起的思考的两个因素——这也许正是因为它们可以从19世纪中期欧洲的民族主义经验中现成推演出来的缘故——似乎根本就无法解释这些国家的情形。 而令人不解之处就在此:为什么正好就是欧裔海外移民的共同体会这么早就发展出他们的民族概念—而且远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之前?为什么像这种通常包含了众多受压迫的、不说西班牙语的人口的殖民地省份,会出现有意识地将这些民众重新界定为自己同胞的欧裔移民?还有,为什么他们又会对明明和自己有着多重的系属关联的西班牙Spain视如外敌寇仇?为什么已经平静地存在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西属美洲帝国会如此突然地分裂成18个不同的国家? 最常被用来作为解释的两个因素是马德里抓紧控制,以及18世纪后半期启蒙运动理念的流传。……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改进中的跨越大西洋的传播,以及南北美洲都与其各自的母国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意味着正在西欧产生的新经济和政治学说得以相对较迅速轻易地传到美洲。 ……以及最重要的,前工业时代传播通讯的巨大困难,这些无不倾向于赋予这些行政单元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此外,马德里的商业政策导致行政单元被转化为经济区……这些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何“美洲革命的基本原则之一”回事“就地取材”uti possidetis,根据这一原则每个民族将保持1810年的领土现状。……然而,仅以其本身,市场区是创造不出情感归属的。有谁会愿意为经济户主委员会Comecon或欧洲共同市场而死? 想要了解为何行政单元杂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会逐渐被想象成祖国,我们必须探究行政组织创造意义meaning的方式。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曾经就在不同的时间地位与地方之间的“旅程”作为一种创造意义的经历提出过发人深省的论述。就我们此处讨论的目的而言,模式化的旅行是朝圣。……在麦加伊斯兰教寺院的圣堂前遇到马来人的贝伯人必然会如此这般地自问道:“为什么这个人会和我在做同样的动作,口中和我念着同样的语句,纵使我们之间根本无法相互交谈?”一旦他明白了,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都是伊斯兰教徒。”当然,伟大的宗教朝圣之舞总是具有双重面貌:一大群文盲的方言使用者为仪式的过程提供了稠密厚实的、形体的实在性;而一小部分选自每一个方言社群的识字的、双语的行家则从事统一的仪典,向他们个别的追随群众翻译解说他们的集体律动的意义。在印刷术尚未出现的年代里,想象的宗教共同体的现实性深深地依靠无数不停的旅行。关于全盛时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没有什么会比那未经强制的,从全欧各地经由各个著名的经院学习的“区域中心”涌向罗马的虔敬求道者更让人印象深刻了。这些说拉丁文的伟大教学机构,将今日可能会被我们视为爱尔兰人、丹麦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等来自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个个共同体之中。日复一日,从这群原本互不相关的成员在食堂内的同时现身之中,吾人得以解读这些共同体的神圣意义。 虽然宗教的朝圣或许是最动人而壮观的想象之旅,但是比较谦逊适度的、比较有限的世俗的朝圣secular pilgrimage也一直都存在着。就我们此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世俗的朝圣是“专制化的君主制国家”,以及后来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帝国的兴起所创造出来的种种相异的旅程。……这个差异,可以简明地陈述如下:在典型的封建之旅中,贵族A的继承 人在他父亲过世后就向上移动一步,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这个地位的上升必须经历一次到中心接受封爵,再回到祖传封地的来回旅程。然而,对于新的官员来说事情就比较复杂。为他规划其旅程方向的是才能,而非死亡。在眼前他所看到的是一个顶点,而不是中心。他得沿着山壁的小径一圈圈地盘旋而上,越接近山顶,他所要绕的圈子会越小越紧凑。在V职等时被派到A镇,然后也许在W职等时被调回首都:在X职等时再前往B省赴任;Y职等时奉派到次级国王领地C;最后在首都以Z职等完成他的朝圣之旅。…… 发展标准化的国家语言,助长了文书的可互换性,而这有增强了人员的可互换性。…… (而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受到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在政治上殖民地的人民地位被看低(最多只能做到殖民地的总管而非母国的总管等),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状态,因此当上文提及母国要颁布“解放奴隶”的法令时,这对于殖民地的人来说,既断了财路,又让自己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竟然和奴隶平等了)因此民族意识在这种队里冲突中就大大激发,也称之:在被束缚的朝圣旅途上找到了旅伴,结合旅途、宿命等偶然的事物。)……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样的排斥在母国看起来是合理的呢?无可置疑,是由来已久的马基亚维利主义,以及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与欧洲势力向全球扩散而成长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上的污染概念这两者的合流所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地大亨所处的地位和封建王侯之间的类似性——既对君主的权力十分重要,却又构成威胁。(因此就会派出母国的侯爵在殖民地作为总督,一方面是母国的人物代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新贵族”,这样的总督在殖民地没有太多实权,其权力来自于母国) ……巴克赛Boxer指出,与较早期的做法相比,“种族的”障碍与排斥在17和18世纪时有显著的增加。1510年之后,以葡萄牙危险区的大规模奴隶制在欧洲的重现则大大地助长了这个恶劣的倾向。 间接地,启蒙运动也影响了母国人和欧裔海外移民之间一个重大区别的形成……更典型的是,卢梭Rousseau与赫德Herder所写的主张气候和“生态”对文化和性格具有构成性影响的著作,产生了广大的影响力。从这一点出发,人们非常容易就会作出方便而庸俗的推论,认为欧裔海外移民由于出生在地球的野蛮未开化的这一半,本性就有异于——并且低劣于——母国人,因此也就不适于担任较高的公职。 ……被束缚的总督领地朝圣之旅要等到其旅程所涵盖的范围能被想象为民族之后——换言之,要等到印刷资本主义来临之后——才开始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下文开始介绍印刷业在报纸方面北美地区的大力发展) ……如此,加拉加斯Caracas的报纸以相当自然的、甚至是不带政治性的方式,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可以预期的是,政治因素迟早会进入这种想象之中的。 A 地方性provinciality始终是这类报纸的一个饶富意义的特征。一个殖民地的欧裔海外移民如果有机会也许会读读马德里的报纸,但对很多住在同一条街的半岛居民官员而言,如果可能,他们是会尽量不去读加拉加斯出版的报纸的。这种不对称关系在其他的殖民地情境当中会无止境的重复发生。B 另一个这样的特征是复数性plurality。发展到18世纪末期,西属美洲各地发行的日报在写作新闻之际,都完全知晓与自己的地方性世界相似的其他地区住民的存在。墨西哥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波哥大这三个地方的报纸读者们纵使彼此不读对方的报纸,却仍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报纸这个概念本身就隐然意味着,即使是C “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由多么重要。 ……换句话说,经济利益、自由主义或者启蒙运动这三个因素都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意识的架构——和他们仅能看到的位于视野中央的喜爱或厌恶的对象正好相反的是,一个能够看到先前所不曾看到的,谓语其视野边缘的事物的架构。在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的过程中,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性角色。(可以理解为,地方印刷者作为前身的农场主因为无法对努力进一步剥削,而转向印刷领域,而在这一领域因为报纸的地方性的特征,恰好帮助塑造了印刷者与大众,或者说是奴隶市民之间的共同性联系,因此才有可能造成印刷者+市民(奴隶)+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一同促进的民族主义(与母国的脱离倾向))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些在1820年到1920年之间改变旧世界容貌的、比较新的民族主义的性格,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把他们和美洲的前辈们区别开来。第一,在几乎所有这些民族主义中,“民族的印刷语言”都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而西班牙语和英语在革命的美洲从来就不是议题。第二,他们全都得参照远方的——以及在法国大革命的骚动后,不那么远的——先行者所提供的可见的模式而行动。“民族”因此变成了某种从最初就能够有意识的渴求的事物,而不再是一个慢慢清晰起来的视象。…… ……这个梦想的起源是什么?最有可能的是,起源于从14世纪就已经开始的欧洲世界深刻的时间与空间的缩小,而这一时空上的缩小最初导因于人文主义者之发觉古典作品,而后来,颇为吊诡地,确实受欧洲人向全球扩张所致。

或许可被称之为“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成长最终导致了一个和古代antiquity清楚并列并且对它绝不是必然有利的、前所未闻的“现代”modernity的出现。 ……所有这些以真实的发现为模式的、半开玩笑的乌托邦,都不是被苗荟城伊甸园,而是被描绘为当代社会。我们也许可以主张说他们非得如此不可,因为这些乌托邦是被写来批评当代社会的,而且地理大发现已经使人们无须再从已消逝的远古中寻找模式了。 ……从很早开始,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员、传教士、商人和军人们就为了实际的理由——航海、劝导改宗、经商和战争——而收集非欧洲语言的语汇表一遍编成简单的辞典。……对闪族语言研究的进展动摇了认为希伯来文是独一无二的古老语言或者有着神圣起源的想法。再一次,人们在构想着只能和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概念相容的文明的系谱。……从这些发现中,产生了研究比较文法、语族的分类,以及运用科学推论重建被遗忘了的“原型语言”的语言学。如同霍布斯鲍姆的正确观察,这是“第一门将演化置于其理论核心的科学”。 ……如果现在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同的世俗地位,那么原则上它们都同样值得被研究与赞美。不过要被谁研究赞赏呢?照逻辑推论,既然现在已经没有语言属于上帝,则自然是它们新的拥有者,也就是以每个特定语言为母语的说话者——还有读者。 诚如塞顿-花生对我们大有助益的提示,在欧洲及其紧邻的周边地区,19世纪时方言化的辞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年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而这和1770年到1830年间美洲的情形形成完全的对比。…… ……然而,在拉丁文已被方言击败约2个世纪之久的19世纪的欧洲,这些简历了内部连带的集团向外延伸的范围受到个别方言通行地域的边界所限制。换个方式说,一个人和谁上床都可以,但他只读得懂某一群人的话语。 ……不过事实上,不管在哪里,一旦识字率上升,随着民众在它们原本一致谦逊地使用,而如今却被印刷术提升了地位的语言中发现新的荣耀之后,要唤起群众的支持就更容易了。 ……在“现实”当中,玻利瓦尔对黑奴叛变的恐惧,与圣马丁秘鲁人之名好找他的原住民这两件事之间是颇为扞han1格不入的。然而印刷出来的字句几乎立即就冲刷掉了前者的痕迹,以致人们纵使记起了这件事,也觉得那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反常现象罢了。…… ……主权最终必须是存在于说匈牙利语的人与匈牙利文读者的整体中的国家;而且,在适当时机,农奴制将被废止,群众教育会被提倡,选举权会扩张……这说明了何以早期欧洲民族主义就算是由最落后的社会集团来负责领导煽动群众的,他们的“民粹主义”的性格也较美洲来得深刻:农奴制一定得废,合法的奴隶制是无法想象的——正因为哪个概念的模式已经稳稳地生根了。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中,特别是在它的后半期,语言学-辞典编纂学的革命和欧洲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它们本身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王朝国家所罹患的象皮病elephantiasis的产物——为很多君主制造了日益增加的文化上,因而也是政治上的困难。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多数这些王朝最基本的正当性本质上和民族性nationalness毫不相干。…… 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的“选择”本质上是不自觉的继承或者出于方便的结果。 然而,欧洲的辞典编纂学的革命创造了,并且逐渐扩散了这样的信念:语言(至少在欧洲)可以说是相当特定的集团——每天讲这种话,杜这种语言的人——的个人财产,而且,这些被想象为共同体的集团有权在互相友爱的对等集团之间占有一个自主的位置。(以奥匈帝国放弃拉丁文而改用德语为例)……“甚至那些偶尔推动德语化政策的哈布斯堡皇帝也不是从民族主义观点来进行这些努力的;决定他们所采取的的措施的,是想要统一其帝国建立帝国内部普遍性universalism的意图。”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哈布斯堡家的权力Hausmachat。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德语逐渐得到了一个双重地位:“普遍的-帝国的”以及“特殊的-民族的”。(之后以沙皇的俄罗斯化政策为例,现实了一个多语族国家如何撑起“民族国家”这张外壳)…… 若想定位“官方民族主义”——即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它是在1820年以来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之后,并且是由于对这些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反动reaction,而发展出来的。如果说这些民族运动原是以每周和发过历史为其模式的,那么现在就换它们自己变成模式了。只不过,要让改装成民族的帝国看起来有吸引力就得要用上某些富有创意的戏法了。 ……日本军阀能在这个时代担任统治者是幸运的,因为这是一个军事科技还在以较慢的步伐进展的时代,而这使他们得以通过其迎头赶上的军备计划在本世纪末将日本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强权。日本的征兵制陆军在1894-1895年之际对中国之战,以及1905年它的海军对帝俄之战的惊人成功,再加上台湾与朝鲜1910之兼并——这些事件全都被有意识的通过学校与出版物加以宣传——极端有利于创造一个普遍的印象,将这个保守的藩阀政权视为日本人逐渐开始想象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的真正代表。 最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主义甚至在统治圈之外也会开始带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性格的,是以下两个因素:A 日本长期孤立的遗泽,以及官方民族主义模式的威力。丸山真男敏锐地指出,所有欧洲的民族主义都是在传统的、复数的和彼此互动的王朝制国家的背景中兴起的——正如我早先所说,拉丁文在欧洲的普遍主义在政治上并无足以对应之事物:“欧洲的民族意识因此从诞生之际就是以国际international社会的意识为其基底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是,主权国之间的争端是这个国际社会的独立成员之间的冲突。正因如此,从格劳秀斯以来,战争逐渐在国际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而系统性的地位。”然而,日本几个世纪的孤立意味着:“对国际事务中的对等性完全无知。’攘夷论者’以基于国内的阶层支配体系hierarchy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因此,‘国际’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简化成一个二择一的问题:征服乃至并吞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和并吞。如此,由于没有更高的约束国际关系的规范意识,依照权力政治的准则,在昨天还是消极的防卫意识,到了明天就突然变成了无限制的扩张主义。” B 第二,藩阀政权据以学习的主要模式是自我归化self-naturalizing欧洲王朝。如果这些王朝一方面越来越从民族的角度界定自我,而同时另一方面又向欧洲之外扩张权力,这个模式竟会被作帝国式的理解就不足为奇了。…… 第七章 最后一波取柏林会议而代之的是将非欧洲人派出在外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从此以降,民族国家变成了正当性如此之高的国际规范,以致在国联里面连幸存的帝国强权也逐渐卸下帝国制服而改穿民族的服装了。…… ……它们会这样做是因为美洲人和欧洲人已安然度过了复杂的历史时期,而这段经历如今到处都被引为模范来加以想象,同时也因为它们所使用的的国家语言是帝国主义者的官方民族主义之遗泽。这也说明了为何我们会常常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亚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这种群众的和官方的民族主义之混合,是由欧洲帝国先后创造出来的两种异常事物所造成的的:众所周知的边界的任意性,以及颤巍巍地悬在各种各样的单语人口上的双语的知识分子阶层。我们因此可以将很多这样的民族想成是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尚未完成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是以马志尼Mazzini,而非乌伐洛夫Uvarov的精神,构思出来的。 当我们在考察最近的“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的起源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和较早期的殖民地民族主义的相似之处立即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每个民族主义的领土范围和先前的帝国行政单元的形状是相同的isomorphism。这个相似性绝非偶然;很清楚,它和所有殖民地朝圣之旅的地理有关。差别指出在于,18世纪欧裔海外移民的朝圣之旅路线性质contour不仅由母国的专制主义证券的中央集权野心所决定,而且也受制于现实的传播和运输问题,以及一般科技的落后。在20世纪,这些问题大多已被克服了,继之而起的是有着两种面目的“俄罗斯化”。 ……然而,在19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这些旅程渐渐地不再只是一小群旅行者的专利了;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群众也加入了旅程。发生作用的因素有三。A 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素,工业资本主义的惊人成就——上一世纪的铁路与汽船…… B 第二,帝国式的俄罗斯化固然有其意识形态的一面,但也有实际的一面。……而到了20世纪初,当全球各地国家功能的专门化都以倍数成长之时,这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了。……随着每一次国家行政规模的扩大,其内部朝圣者群也跟着扩张C 第三,是经由殖民政府与私人的宗教和世俗的组织之手所推动的现代化教育的扩散。这种扩张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必须要为政府和企业的可曾组织提供干部群,也因为如今被殖民的民众也都日益能够接受现代知识在道德上的重要性。 ……所以在殖民地,当我们说“青年”时,我们所指的——至少在最初——是“受过教育的青年”Schooled Youth。这又再次提醒我们,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没有什么会比在巴达维亚的证券从20世纪初以来在各地逐渐增设的学校,更能培养这种连带感了。要了解这点,我们必须要记得,政府设立的学校形成了一个结构上类似国家官僚体系本身的巨大的、高度理性的、并且受到紧密的中演技圈控制的层级组织,而这和总是属于地方性和个人性视野的传统本地学校恰好形成完全的对比。统一的教科书、标准化的文凭和教师证书、受到严格管制的年龄群划分、班级和教材,这些因素本身共同创造了一个自足的、有连贯性的经验世界。……因此,20世纪的殖民地学校体系孕育了和存在较久的官员仕途之旅类似的朝圣之旅。……换个方式来说,他们的共同经历与课堂上愉快而相互竞争的同志情谊,为他们在研读殖民地地图时赋予了一种关于某一特定领土的想象的真实性,而每一天,他们同班同学的口音和长相都在确认这个想象的真实性。 ……在20世纪晚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世代的出现不必然就是莫桑比克民族认同的必要条件了。A 首先,传播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收音机和电视,带给了印刷术一个世纪以前不可多得的盟友。……B 第二,诚如我所反复陈说的那样,20世纪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深刻的模式化的特性。它们能够援引超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人类经验与三种较早的民族主义的模型。因而民族主义领袖如今已能刻意地部署运用以官方民族主义为模型的文物教育体系,以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为模型的选举、政党组织和文化庆典,以及被南北美洲带进这个世界的公民-共和的理念。最重要的是,“民族”这个理念现在几乎已经牢牢地固着在所有印刷语言之中,而民族的属性也已几乎无法从政治意识中分离出来了。 ……“最后一波”的民族主义——大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就起源而论乃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式全球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 ……殖民征服的扩张可说是把“本地人”请进了学校和办公室里,而殖民资本主义的扩张则把他们从董事会给排除出去——这两件事意味着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殖民地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早期发言人是那些寂寞的,并未附着在坚实的本地资产阶级智商的双语知识阶层。 然而,作为双语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教室内外接触到从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和欧洲历史的动荡、混乱经验中萃取出来的关于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则又协助雕琢形成了1000个初生的梦想。欧裔海外移民的民族主义、方言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的教训,以不同的组合形态被仿造、改编和改进。最后,正如资本主义以渐增的速度改造了物理的和知识的传播工具一样,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不经由出版印刷就能宣传想象的共同体的方法,而且他们不只向不识字的群众宣传,甚至也向阅读不同语言的识字群众宣传。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到底社会变迁或被改造过了的意识本身能否充分解释人们对于他们想象力的创造物的执著——或者,再一次重提本书开头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 置身在一个进步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欧洲?)普遍地坚持民族主义具有几近病态的性格,并坚信它起源于对他者other的恐惧与憎恨,而且和种族主义由密切关系的时代里,如果我们提醒自己民族能激发起爱,而且通常激发起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应该不无助益把。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和雕塑——以数以千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爱。另一方面,与此类似的是,表达恐惧和厌恶的民族主义产物却真的是凤毛麟角。…… 这种政治爱的某些性质可以从语言描述其对象的方式当中去解读出来:从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如祖国、母国、父国或是关于故乡的词汇如故乡、土地与水(印尼的家乡群岛之意)当中去解读。这两类惯用的词汇都意指某种人们与之有自然联系的事物。正如我们在稍早之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所有“自然的”事物中总是存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初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而且在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我们感受到了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的东西。换个方式说,正因为这种连带关系是不容选择的,它们因此就带上了一种公正无私的光圈。虽然在过去20年间已有许多论者谈过“家庭是一种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权力结构”这种观念,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毋宁说,传统上家庭一直被设想成是属于无私的爱与团结的领域。所以,尽管历史学家、外交家、政客和社会科学家对“民族利益”的理念颇为安然自在,但对大多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一班人而言,民族这个东西的整个重点正是在于它不是不带有利害关系的。正因为这个理由,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 ……那些被杀戮者的书目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远超过那些杀戮者的书目吗?终极的牺牲ultimate sacrifice这种理念,乃是经由宿命的媒介而与纯粹性purity的理念一同孕育的。 ……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如果人们把无产阶级想象成只不过是一个热心追求冰箱、假期或权力的集团,我们会有谁愿意——包括无产阶级的成员在内——去为这个阶级而死呢?讽刺的是,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诠释被感受(而不是被理性思考)成是对无法逃避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些历史诠释也产生了一种纯粹与无私的气息。 ……A 首先,我们注意到语言——即使是那些众所周知的现代性语言——所具有的原初性primordialness。没有人能够定出任何一种语言诞生的日期。每一种语言都是从一个漫无边际的过去中悄然浮现的。正因为智人同时也是说话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语言的起源会晚于人类本身的起源。故而,语言几乎比当代社会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要显得更加根深蒂固。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像语言一样有效地在情感上将我们和死者联系起来。如果说英语的人听到“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创造于几近四个半世纪之前的一句话——他们会感觉到这句话如鬼魅般地暗示了跨越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带来的同时性。这些字眼的中粮不只来自于它们自身庄严的意义,同时也来自一种仿佛是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英国性”Englishness。 B 第二,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让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 ……在此,圣马丁的诏令将说克丘亚语Quechua的印第安人命名为“秘鲁人”——相当类似宗教改宗的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因为这个行动显示了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所以今天就算是最独立的国家,不管它们在实际上把手续弄得由多困难,也还是接受了归化naturalization(多么美好的字眼!)的原则。 由于被视为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经由语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民族因此同时将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 虽然每种语言都是可学得的,弹药学得语言需要耗费一个人生命的相当部分时间:伴随每一次新的征服而来的,是逐日缩短的剩余岁月。限制人们接触其他语言的并非这些语言之难以渗透,而是人自身生命的短暂。这就说明了所有语言都具有某种隐私性。…… ……缩写自“斜眼的”slanted-eyed一词的“斜仔”slant这种字眼并不只表现出一种普通的政治敌意而已。借由将对手化约到他的生物性相貌特征,这个字眼抹煞了对手的民族属性。…… 事实上,民族主义乃是由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所梦想的却是从时间开始经由一系列永无止境而令人作呕的交配传递下来的永恒的污染——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 然而在这个方面,祖国之爱amore patiae和永远带有温柔的想象成分的其它情感并无不同。这是为什么看陌生人婚礼的相簿就像是在研究考古学家所画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平面图一样。语言——不管他或她的母语形成的历史如何——之于爱国者,就如同眼睛——那对他或她与生俱来的、特定的、普通的眼睛——之于恋人一般。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爱,梦想未来。 第九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9-博物馆 阿普的职业和他被暗杀之间的关联一点也不偶然。因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他的博物馆是由遥远的雅加达当局所设立的,这个事实向我们显示了这个新的印尼民族国家是怎样在向它最近的祖先——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政府——学习的。如今东南亚地区博物馆的大量出现暗示了正在进行中的一种普遍的政治继承过程。要想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使这类博物馆成为可能的新的19世纪的殖民地考古学。 直到19世纪初期时,东南亚的殖民地统治者都还很少对他们政府的文明的古代遗迹表现出多少兴趣。……从哪以后,布罗布度Borobudur、吴哥Angkor、帕干Pagan遗迹其它古文明地点富丽堂皇的遗迹就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先后发觉,从覆盖的丛林中被清理出来、测量、拍照、重建、围篱、分析以及展示。殖民地考古局Colonical Archaelogical Services变成了强大而有威望的机构,并且征用了一些极端能干的学者官僚来为之服务。 A 首先,推动考古事业的时机刚好和关于国家教育政策的第一次政治斗争发生的时间一致。“进步派”——包括殖民者和本地人——极力主张应大量投资现代化教育。反对他们的则是对这种教育的长期后果心存畏惧,并且主张让本地人就停留在原来本地人的样子就好的一群保守派人士。因此,考古保存——以及随后由国家出资印行的传统文学典籍——可以被视为,同时也成为抵抗来自进步派压力的借口的一种保守的教育计划。B 第二,正式的古迹重建的意识形态纲领总是把古迹的建造者和被殖民的本地人放在某种层级结构里面。在若干个案中——例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主张古迹的建造者事实上和本地人分属不同的“种族”这样的想法。在其他的,比方说像缅甸的个案中,这类意识形态所想象出来的是一种现世的衰败过程——当代的本地人由于如此堕落,一致再也无法企及他们那些推定的祖先们的成就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则那些耸立在周围农村的贫困之中的、重建后的古迹,无疑是在向本地人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显示了你们始终就是——或者已经有漫长的岁月——无力成就伟大的功业或者管理自己的。 C 第三个理由则使我们更深入、更接近地图。我们在先前讨论“历史地图”的时候,已经看到殖民政权如何为了最初相当直接的马基亚维利的法律主义式的理由而开始把自己和古代与政府的行为结合起来的过程了。然而,时日一久,殖民者在公开场合就越来越少地残酷地谈论征服的权利,并且话费越来越多的心力去创造另外的正当性基础了。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出生在东南亚,并且很想要把这里变成他们的家。逐渐和旅游业发生关系的遗迹考古学使得政府看起来像是一个一般化了的、但同时也还是属于当地传统tradition的守护者。陈旧的神圣遗址将被纳入殖民地的地图之中,而它们(如果已经消失——往往就是如此——政府就会尝试去恢复)的古老威望则悬挂在制图者的身旁。这些重建过的古迹四周常常铺着涉及得很漂亮的草坪,而且四处总会设有标示着各种日期的解说牌。这一事实正为上述那个吊诡的情景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而且,除了四处闲逛的旅客之外(并且尽可能不要有宗教仪式或朝圣之旅),这些古迹就被改头换面成为一个世俗的殖民地政府统治权威的标志regalia。 不过,正如前所述,这种世俗的profane国家机器的执行部门的特征之一是无限的可复制性——这个可复制性在科技上之所以可能要拜印刷术与摄影之赐,而在政治文化上之所以可能,却要归功于统治者自身并不相信本地古迹拥有真正的神圣性。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发现一种相同的进展方式(1)考古学报告……(2)供大众消费之用的、附有大量插图的书籍……(3)通过前面所勾勒出来的那种亵渎化过程profaning processes,识别标志化于是普遍展开。邮票因其特有的种种系列,如热带鸟类、水果、动物——那又何偿不能也把古迹放上去呢——而成为这个阶段最好的例子。不过明信片和课堂里所用的教科书也遵循相同的逻辑。从那里,只差一步就进到市场了——比方说,帕干旅馆、波罗布度炸鸡…… 和殖民时期的前身之间有着清楚可见的连续性的后殖民国家继承这种形式的政治的博物馆化political mesuemizing做法,也许是无足为奇之事吧。例如,在1968年11月9日,作为纪念柬埔寨独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下令在金边的国家体育场展开一个用大块木材和混凝纸浆做成的吴哥遗址的大巴庸寺Bayon的复制品。这个复制品非常粗制滥造,但它已经发挥了它的功能——拜那段殖民时期的识别标志化的历史所赐,如今它可以马上被辨认出来。“啊,我们的巴庸”——然而关于发过殖民地古迹附院这的记忆则完全被摒弃了。正如我们曾经提及的,也是一“拼图”形式被法国人重建起来的吴哥窑Angkor Wat先后成为西哈努克的保皇政权、龙诺的军事政权以及波帕的雅各宾政权旗帜上最重要的象征符号。 比较令人吃惊的是在更普遍的层次上继承这种做法的一些证据。印尼的教育部在20世纪50年代委托制作的一系列以民族历史上的故事为主题的画作,就是一个透露了丰富讯息的例子。这些画将会被大量印刷并且分发到各地的小学;年轻的印尼人将会在它们教室的墙上看到它们国家的过去在视觉上被重现出来。……然而,这个系列当中最有趣的是为小朋友重现波罗布度的那张……但是那位颇受好评的艺术家却以一种发人深省的谬误来想象处于9世纪全盛时期的这片奇景。波罗布度全部画成白色,画面上看不到丝毫雕刻品的踪影。围绕在四周的是割刈凭证的草坪和干净的林荫大道,而且不见人迹。……可是我怀疑我们真正看到的其实是殖民地考古学的一个不自觉的直系后裔:它所呈现的,是作为国家权力标志以及作为“当然,那就是它”的识别标志的波罗布度。成为一个民族认同象征的波罗布度是最强大的,因为经由无限多的一连串完全相同的波罗布度,每个人都知道了它的所在地。 那么,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就如此相关联地共同阐明了晚期殖民地政府思考其统治领地的方式。这种思考的“经线”是一个包括一切,而且可以被无限弹性地运用到任何在国家的真正控制下,或者国家想要控制的事物的分类框架:人民、的确、宗教、语言、物产、古迹……这个框架的效用是对任何事物都能够说:它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属于这里,而不是那里。它是有边界的,有确定数量的,也因此——原则上——是可以计算数量的。那些被标为“其它”的滑稽的分类和次级分类放个以一种了不起的官僚式、掩人耳目trompe l’oeil的伎俩隐藏了活生生的异常现象。“纬线”则是可以被称之为系列化serialization的做法——也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

由可复制的复数事物所组成的假设。特殊的事物总是被视为某一系列的一个临时性的代表,而且总是被从这个角度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殖民地政府会在中国人还没出现以前就想象出一个中国人的系列,并且在民族主义者还没出现以前就想象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系列的缘故。 ……真正的关键之物从来就不是特定的波罗布度,也不是特定的帕干,因为殖民地政府和它们之间只有考古上的关系,对它们并没有实质的兴趣。然而,那个可复制的系列却创造了一个很容易就被殖民地政府的后殖民时期继承人所继承的具有历史深度的领域。最终的合理结果就是识别标志——不管是“帕干”还是“菲律宾”的标志,都一样——通过其空洞性、缺乏脉络、在视觉上的容易记忆,以及在每个方向都同样无限的复制性,将人口调查和地图、经线和纬线一起卷入一场不可磨灭的相拥之中。(现政府对殖民地政府的行为否定,但又借助了这样的识别标志来唤起殖民地历史的负面情绪,(将殖民地政府对于识别标志的权力予以遮盖去历史化,以空洞的时间表现出来),殖民地政府与现政府在抹去历史这方面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是没有问题的,但导致了民众对其认识的虚无化,因为时间的“空洞性”) 第十章 记忆与遗忘10-新空间与旧空间早在16世纪,欧洲人就已经开始有用他们出生地的“旧”地名的“新”版本为遥远的所在命名这个奇怪的习惯了。…… 一般而言,把政治性和宗教学的地方命名为“新”的某某地本身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以东南亚为例,我们发现相当古老的城镇的名字中也会带有“新的”这类称呼——清迈(新城)、哥打巴鲁Kota Baru新镇之意、北加巴鲁Pekanbaru新市集之意。然而这些名称当中的“新”总是带着某个已消逝的事物的“后继者”或“继承人”的意思。“新”与“旧”以历时性的方式diachronically结合在一起,而且前者看起来总像是在向死者召唤一种暧昧的祝福。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美洲地方的命名方式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新”与“旧”被理解为共时性的synchronically——他们共同存在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维兹卡亚Vizcaya和新维兹卡亚Nueva Vizecaya并肩共存,新伦敦New London和伦敦并肩共存——这是一种常用于指涉手足之间相互竞争的语言,而不是继承的惯用语。

原先1现在1原先2现在2
旧清迈 -尚未存在 约克 -假想的“约克”(嫁接)
-消逝 清迈(传承) 约克 新约克

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如今,住在秘鲁的高地平原、阿根廷的大草原或者“新”英格兰港边,而却感到和远在数千英里外的英格兰或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某些地区或社区相连,已经不是无法想象的事了。人们可以完全指导他们和另外一群人拥有相同的语言和不同程度的相同的宗教,但却又不会太期待要和这些伙伴相会。 如果不仅要让这种平行性或同时性的感觉出现,而且要让它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那么相互平行的团体之间的距离就必须很大,还有它们之中比较新的那个团体必须要很大,要已经永远定着于居住地,并且要稳稳地从属于比较旧的那个团体。首先,大西洋那漫无边际的广袤与大西洋两岸迥异的地理条件,使得像把“诸西班牙Las Espanas”转化为“西班牙Espanol”以及让苏格兰被吸入联合王国的那种将人口逐步吸纳到较大的政治文化单元的过程不可能在此发生。第二,正如第四章所说的,欧洲史以一种惊人的规模向美洲进行移民的。……光是这个移民社群的规模,就在维持其自身文化的完整性以及在当地的政治优势地位上,扮演了不下于它那相对于原住民而言压倒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力量的重要角色。第三,殖民帝国的母国部署了使其在几世纪以来都能有效支配欧裔移民的强大官僚和意识形态机构。 如果我们将这些条件同(约略发生在同一时代的)华人和阿拉伯人向东南亚以及东非的大移民作一对比,就会看出这些条件的崭新之处。这些移民很少经过任何母国的“计划”,而且更少发展出稳定的从属关系。在华人的个案中,惟一可以勉强类比的是在15世纪初时由杰出的太监水军元帅郑和所率领的一系列横越印度洋的惊人远航。这几次勇敢的冒险行动是奉永乐帝(明成祖)之命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将和东南亚以及更西部地域的外贸强制收归朝廷的垄断,以对抗民间中国商人的掠夺。到了 15世纪中叶,这个政策的失败就很明显了,因此明朝放弃了海外探险事业,并且尽可能防止从中国向外的移民。华南在1645年落人清廷之手造成了一波因不愿和新朝代发生任何政治关系而涌向东南亚的难民潮。其后清朝的政策和晚明并没有很大不同。例如,1712年康熙皇帝下诏全面禁止与东南亚的贸易,并且宣布他的政府会“要求外国政府遣送那些身在国外的中国人回国以便将之正法。” 最后一波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浪潮发生在19世纪当清朝逐渐解体,而东南亚各殖民地和泰国开始大量需求中国的无技术劳力的时候。因为几乎所有移民在政治上都和北京断绝了关系,而且这些人都是操着彼此无法相互沟通的方言的文盲,所以他们之中有些人多多少少地被融进了当地的文化之中,而有些人则彻底附庸于正在向当地迸军的欧洲人。 ……1832年,马斯喀特Muscat统治者赛义德萨伊Sayyd Sa’id在非洲懂不海岸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基地,并且移住到被他经营为兴盛的定向clove栽种经济中心的桑给巴尔Zanzibar岛。但是英国人用军事手段强迫他和马斯喀特切断关系。因此,虽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曾在约略与羞人相同的时期大批赴海外冒险,但是他们都未能成功建立完整、富裕、并且从属于一个伟大的核心母国的自觉的海外移民共同体。这也就说明了何以我们从未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新巴士拉New Basra或是“新武汉”这类城市的出现。 上面所勾勒出来的美洲的双重性(doubteness)以及导致这种双重性产生的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民族主义会先出现在新世界,而不是旧世界。[9]它们也说明了在1776年到1825年间燃遍了新世界的革命战火的两个奇异的特征A 一方面,没有一个革命家曾梦想要保持帝国原封不动I他们所梦想的只是要重新安排帝国内部的权力分配一过将母国从欧洲转移到美洲来逆转先前的支配关系。换言之,目标并不是想让新伦敦继承、推翻,或者摧毁旧伦敦,而是要守护新旧伦敦之间持续的平行存在关系。(从那些往往梦想要取代旧中心的正在没落的早期帝国的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上面这种想法有多新了。)B 在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战争造成了很多苦难而且也非常野蛮,但奇怪的是它们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却很不重要。不论是北美洲或是南美洲的欧裔海外移民,都不必像许多阻碍欧洲帝国主义骇人的毁灭力量的其他民族一样,害怕会遭到灭种或奴役的命运。他们毕竟都是“白种人”、基督徒以及讲西班牙语或英语的人:而且,如果欧洲还想继续控制这些西方帝国的经济财富的话,他们也是母国所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因此,他们是一个受制于欧洲,但同时却又不必过度畏惧欧洲的,位于欧洲之外的重要集团。革命战争尽管惨烈,却仍然只是亲戚之间的战争。这个家族的联系确保在某个尖锐的时期过去以后,前母国和新民族之间还是可以重新建立起文化的—而且有时候也有政治和经济的一切关系。 10-新时间与旧时间1776年的《独立宣言》绝对没有提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劳诺克(Roanoke) *,或者清教徒拓垦殖民之父(Pilgrim Fathers),也没有提出任何强调美国人民的古老性这个意义下的“历史的”根据来使独立的行动正当化。事实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甚至连“美利坚民族” (American nation)也没有被提到。一种觉得与过去的激烈的断裂正在发生“炸开历史的连续体”的深刻感受,迅速地扩散出去。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决定废除年代久远的基督教历法,并且以废除旧政权并宣告共和国成立的1792年9月22日为一个新世界纪元的元年(Year One),就是这种直觉的最佳例证。(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次革命会对“自身的”崭新拥有如此崇高的信心,而这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始终都被看成一个祖先的缘故。) 在这个深刻的崭新感(sense of newness)中同时产生了 nuestra santarevolucidn* ,这个由帕封(Jose Maria Morelosy Pavon,他在 1813 年宣告墨西哥共和国成立)在他被西班牙人处决前不久创造的美丽新字眼。从这里也产生了圣马丁在1821年所发布的谕令:“将来,原住民将不再被称为印第安人或者土著:他们是秘鲁子嗣与公民,而且他们将会被看成秘鲁人。”这句话对“印第安人”和/或“土著”所产生的作用就像巴黎的“国民”公会对基督教历法所做的一样—废除了古老的污名, 并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巴黎的“国民”公会对基督教“秘鲁人”和“元年”因此从修辞上标志了和现存世界的一个深刻断裂。(这个时候,历史性引起陈旧、落后而被遮蔽,“全新”、“割裂”代表了与过去做了断的自身的崭新崇高之信心,因此展现出了一种线性的断裂和某种“共时性”的逐步产生?) 10-再次保证是手足相残 10-民族的传记 依据其自身的性质,所有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都会随之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叙述就从这样的遗忘中产生。在经历过青春期造成的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之后,就已经不可能再“记得”童年时期的意识了。从婴儿期到成年初期,有几千天的岁月就此消逝,不复直接记忆了!必须求助于他人,才会知道泛黄的照片中这个在地毯上或婴儿床上快活地爬行的赤身裸体的婴儿就是你——这是多么奇怪啊!这张照片——机械再生产时代的佳儿——只不过是同时记录了某种表面的连续性并且又强调它从记忆中丧失的,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种现代记录性证据(出生证明、日记、成绩单、书信、医疗记录之类的)当中的一种而已。从这种疏隔之中产生了一种关于人格的概念,也就是因为不能被记忆而必须被叙述的认同(使得,你和那个赤身裸体的婴儿是同一个人)这个概念。尽管生物学已经证明人体每一个细胞每隔七年就会被取代一次,自传和传记还是年复一年地研磨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时长。 就像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小说和报纸一样,这些叙述也是被放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因此它们的架构是历史的,而它们的背景是社会学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自传是以自传写作者只能拥有间接的、文字上的局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情况开始的;这也是为什么传记作家要费尽心力去记录他或她的主角永远不能“同时”记得的两个事件的年历和公园日期:生日和忌日。…… 适用于现代人物的“叙述方式”,同样也适用于民族。知觉到自己深深植根在一个世俗的、连续的时间之中,并且知觉到这虽然俺是了连续性,却也暗示了“以往”这个连续性的经验(这是18世纪晚期的历史断裂的产物)——这样的知觉,引发了对“认同”的叙述的需要。…… 然而,民族并没有可以清楚辨认的生日,而如果死亡竟然来临,那也绝不会是出于自然因素。…… (溯源式的寻求“出生”,寻求认同,而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历史的方式) 不过,为民族的传记赋予了结构的那些死亡是一种特别种类的死亡。在费南•布劳岱尔(F_d&audel)那本令人敬畏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 中海与地中海世界》(b Madierranee et Je Afonde Mediterraneen afQ)oquedePhfli)pe# )全书的1 200页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圣巴托罗缪惨案”,尽管这个事件几乎就发生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的中点。对布劳岱尔而言,真正重要的死亡是那些可以被聚集和换算成平均世俗死亡率,让他把数以百万计无名的他一点都不关心他们国籍的人的缓慢变化的生活状况画成图表的无数的、没有名字的事件。 然而,无视于当前的死亡率,民族的传记从布劳岱尔那冷酷地持续累积的墓园中攫取了堪为典范的自杀、令人悲痛的殉难、暗杀、处决、战争以及大屠杀。只是,为了要配合叙述的目的,这些激烈的死亡必须被记忆/遗忘成“我们自己的” (从客观的民族历史“死亡史”中抽取令人悲痛的事件,并被记忆或遗忘为“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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