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吴叡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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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他曾这样深刻地描述这段早期的“ 流亡”经历的影响:“从那里开始了一连串的疏离estrangements——在美国学校里的英国口音,后来在爱尔兰学校里的美国口应,在英国学校里的爱尔兰腔——而这一连串的疏离经历使得语言对我而言成为一种获益良多的机会beneficially problematic。”
然而对安德森而言,卡欣不但是经师,也是导师mentor。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卡欣长期批评后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被国务院没收护照。60年代越战加剧,他不但参与反战示威,也将研究重点从印尼扩大到印度支那。这种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以及对自己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深深感动了正在成长期的青年安德森。他不仅从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日后他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所透露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也来自康奈尔师门的道德熏陶。
融比较史、历史谁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安德森最终果然经由《想象的共同体》,把“他的印尼”送进了“世界”。
到底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什么?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想要有效解答这难以捉摸的“民族之谜”,必须扬弃旧教条,以哥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解释上述这些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理论典范。 
在正式进入论证之前,安德森先为“民族”这个斯芬克斯sphinx式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聪明低回避了寻找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面向——“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这个主观/认知主义的定义界定了安德森以后整个论证的基调,也就是要探究“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
。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spistemological precondition,亦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亦即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只有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有可能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
安德森借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ous, empty time概念来描述新的时间观,并指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它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换言之,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但与过去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本身不足以说明在诸多可能类型的“水平——世俗”共同体中,为何“民族”会脱颖而出。要“想象民族”,还需要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往来)、印刷科技(媒介发展)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族群边界认同的需要)这三者的重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型。
……以这两个共同的基本先决条件为论证出发点,安德森接着一步一步地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再一波一波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扩散式论证diffusionist argument——一种前后关联,但每一波都必须另作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西方主流学界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安德森却讥之为“地方主义”之见,主张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安德森认为,美洲的殖民母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当地欧裔移民creoles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他引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指出这种歧视与殖民地边界的重合,为殖民地的欧裔移民创造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经验——被限定在个别殖民地的共同领域内体验这种被母国歧视的“旅伴”们于是在开始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
“第一波”所创造的“美洲模式”,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然而受到“美洲模式”感染与启发而在1820年以后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确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对此提出了一个“多重因素汇聚”conjunctural的解释。一方面,美洲(和法国)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模型扩散到全欧各地。另一方面,16世纪欧洲向全球扩张与“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文化多元论在欧洲兴起,而这又促成了拉丁文之类的古老神圣语言的继续没落。在这场历史运动中,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出版业随着(民族)语言学革命趁势而起,而“阅读阶级”则适时出现,成为民族语言出版品的消费者。由此,民族独立、共和革命与民族语言理念的结合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特别提出了“盗版”piration——自觉的模仿——的概念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族主义:作为“第二波”,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先前美洲与法国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型可供“盗版”,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觉意识。
……“第三波”的民族主义——也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安德森指出,“官方民族主义”其实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无力抵抗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原则,并使之与旧的“王超”原则结合的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先期anticipatory策略。原本只有横向联姻,缺乏民却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竞相“归化”民族,并由此掌握对“民族想象”的诠释权,然后通过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众效忠,巩固王朝权位。“官方民族主义”的原型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所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而反动的马札尔乡绅在1848年革命后推行的马札尔化政策也是一例。另一方面,这些同时也是帝国的王朝又将这个统治策略引用到海外异民族的殖民地,使被殖民者效忠。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英帝国殖民官僚马考莱Macaulay在印度推行的英国化政策。这个政策被带入非欧洲地区后,又被幸免于直接征服的少数区域的通知阶级模仿,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内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对殖民地的日本化政策,以及暹xian1罗的拉玛六世的排华民族主义等。
……“最后一波”,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以及对先前百年间先后出现的第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安德森从他最熟悉的印尼历史䌷绎出一个“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发生的一般性论证。首先,帝国主义的知名政府利用殖民地的“俄罗斯化”政策培养了一批通晓汉语的殖民地精英。通过共同殖民教育,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拥有了共通的语言,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这些双语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个和早期美洲经验类似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和18世纪美洲的欧裔移民一样,在20世纪的亚非洲被殖民者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安德森同时也分析了因条件不足而未能产生“民族想象”的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这两个殖民地,作为反面的比较个案。然而他也提醒我们“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特征相当复杂,因为它们出现于世界史之中……人们能够以较此前要跟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模塑”民族的时期——它们不仅同时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可能,也同时继承了前任的进步与反动。
……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i,“”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五四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因此,安德森吉利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是“阶级”的意识形态。
……他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他举出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说明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符码化(符号化)codification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记忆与遗忘”一章中,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A 首先,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安德森在相对剪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初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般性历史论证。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的现象都同时设计了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张)。然而这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与理论的简约性parsimony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narrative技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像盖尔纳一样,掉进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忙活着会变成像另一位多产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名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纯历史途径那种见树不见林的、琐碎的“民族分类学”。安德森则避开了这两个陷阱。他和兄弟佩里一样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然后以惊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个同事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或“因果论证”的文本——谁说社会科学家不需要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扩散式论证”这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式固然不在话下,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
B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做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地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的人造物”)……就某种意义而言,这途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的箴言。
C 第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北欧学者斯坦东尼生Stein Tonnesson和汉斯安德洛夫Hams Antlov称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就传统比较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安德森的“历史的”historical解释和盖尔纳缩减购的“非历史的”a-historical结构功能论解释恰好成为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而队里的典范。不过,相对于盖尔纳在主流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方面的巨大影响,《想象的共同体》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consciousness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安德森对宗教、象征symbol与意义之诠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的强烈兴趣,以及“以本地人观点”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倾向清晰地显露了这本书的“人类学精神”。他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中,探讨文学作品如何重现represent人类对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前卫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于英美文学界的,用结构主义理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cal studies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风潮又相当的影响。而与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是,安德森运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理论来解析“民族认同建构”与“历史叙述”的关系,以及他对殖民地政府colonical state角色的观察也在当代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史学中留下了印痕。最后,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这个主观主义/认知的定义对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也有不少启发作用。
……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也以中国史为证提出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nation译为国族还是民族?主要在于nation这个词是与人民、公民等相关,因此指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安德森之所以将nation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真实因为这个定义充分掌握到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又是一个“本土”的流行词汇)的意义。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的这个评价表明了安德森“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政治立场。安德森虽然仍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并不是解构民族认同。正如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本雅明的警句“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所提示的,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historicize与相对滑: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活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
“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与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热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安德森这本《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能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passionate thinking的著作,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寻找认同之路的理性的辛勤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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