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发展接近饱和的状态，人们正满足在种种物质满足的享受之中，对自己所拥有的精神生活毫不在意，认为这种“虚幻”的事物对人们毫无用处，而只是上层社会才有资格获有的“玩物”。可当自身遇到困境，或者国家面临危机之时，总有一种“虚幻”的事物能够帮助他们听过难关，而他们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可能是因为我爱国吧”、“我不想离群”、“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要这样做”——这些回答，是受访者以自己的口吻，在潜意识里完美绕过真实原因的表面描述罢了，而真实的情况，就是——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实际上，这玩意的来由已久，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上。在远古时期中，各个部落为了或自然或人为地塑造历史，不仅有各种记事工具，还有一种象征符号，比如鸟、龙、蛇、鹿，等等。这些部落的首长们说，他们的祖先都是由这些生活在附近的动物演变而来的，所以“他们”是一伙的，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是需要一起合作的——也因此，“他们”会一块生活在一起，选择互相交流，最后成为一个姓氏的源流……

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确很重要。不过，在工业文明社会当中，前历史时期以及农业社会那套用来标记文化身份的玩法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实际要求了，那么，在一段文化身份空缺的时空中，人们会如何表现？

也许有的人会选择以曲折的方式来寻求认同。黎紫书，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便可以成为一个例证。黎紫书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华裔，但因马来西亚推行的马来化政策，她所代表的华族群体虽在马来西亚的社会活动当中占比十分可观，也没能阻止马来西亚当局对华族的打压——身份认同的输出渠道被关闭，那么，她如何能够表达属于自己的那份特殊感情呢？

也许就体现在她的文字上。记得在她的小说《某个平常的四月天》中，那位有着自闭症的女子，与橡胶厂、抱着的大树、妈妈、后爸、形成了一长串的记忆链条。她生活的环境，只有一股恶劣的皮质味；她家庭的构成，是妈妈与后爸的结合——她的亲生父亲，一位马共分子，失去了生命；她的存在方式——抱着大树，在高处望着村内，用她的话说是“镇住村子”——不免让邻里觉得有些可笑。

可是，如果她没有抱在大树上“镇住村子”的话，村子将会如何？就在她没有抱树的那一天，她本打算经过橡胶厂，寻找后爸，可令人 感到惊奇的是，她的后爸公然在办公室里和另一位她从未见过的女子欢快……“没有了我的镇邪，村子里都乱来了！”她自己说。“镇住村子”对她而言，是沉思，是回忆，是唯一可以摆脱少年困扰的方式——自闭、内向使她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如谈话、娱乐等，来暂时逃离那段不愉快记忆，因而，这种畸形的内心表达，也就变得顺利成章了。

也许还会有的人以兼容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喜宴》中的高伟同，便是这样的例子。他出生于台湾，却又于海外从事贸易业务，接受了当地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与自己的同性伴侣一同生活。当得知自己的父母不远万里飞来居住地，只为自己举办一场原本就只是闹剧的婚礼时，他吓呆了，随后经历的就是一系列他从未接受过的——大操大办的婚宴、神奇的闹洞房、对他的“妻子”的中国式对待——原本平淡直线式的生活，也突然被打破。一时间，他到底是能帮忙办理绿卡的海外人，还是具有文化血统的中国人呢？

当他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时，他选择前者。“家庭”纷争，外国男友的气愤，“妻子”的痛苦，使他从心底里想要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

可当他父亲生病住院后，一切都改变了。作为这场“闹剧婚礼”的最大受益者，高伟同的父亲与母亲，也渐渐明了事件的真相，准备默默接受，含泪离开，并不惜以一切代价试图完成高家的后代传承，这是“妻子”原本一直反对的诉求——可不知什么因素作怪，使得“妻子”突然间完成了由少女到母亲的身份转变，神奇的力量使她放弃了原初的堕胎想法。慌乱之中，高伟同也突然发现了一种虽然折中，却又能够保持多方利益的办法——让孩子拥有“两个爸爸”和一位妈妈。

这能不能说是一种文法身份认同在实际意义上的转变？是可以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于最后的让步，最后达到了和谐共融的境界，不得不说是高伟同及其父母、“妻子”、外国男友多方的文化认知所改善的结果。

说到底，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能够帮助理解社会中存在着的那些边缘问题，不论是家庭，还是伦理。借助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神秘力量，它能够帮助社会解决更多新的，但实质上是古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