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 复古与反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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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古:李攀龙《寄忆余德甫》

李攀龙《寄忆余德甫》

彩笔花生尺素寒, 西山飞雪正漫漫。

何求章贡双江合, 并倚雌雄两剑看。

无那中原长伏枕, 可知千载一弹冠。

即今寥落阳春曲, 满眼巴人和客难。

李攀龙是明清时期前后七子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编撰了《古今诗删》及《唐诗选》,也自行创作了大量诗歌。受到明代整体文化氛围的影响,其推崇盛唐时期的七言律诗,并倡导一种七律本色、七律正宗的观念。因此,在以上范例诗歌《寄忆余德甫》中,他的复古理念得到了一定的展现。《寄忆余德甫》是作者为失意的朋友余德甫的一首诗歌,他通过这首诗歌肯定了好友的才干,并表达对好友终能入仕的美好期许。

在这首诗歌当中,李攀龙频频用典,先是在首联当中引用了才子江淹的典故,表明了对好友才能的初步肯定;在颔联当中,借流水对的形式,以江西章江贡江河流的自然现象以及干将莫邪夫妇“雌雄两剑”的故事,更深一步肯定了好友的文才;在颈联当中,借用王吉、禹贡坎坷的仕途,表达对于好友一定可以被重用的期望;在尾联,《阳春古曲》与“下里巴人”的对比,委婉地描述出好友目前的生活处境,表明对于好友的支持与关怀。

李攀龙在《三韵类押序》认为:“今之作者,限于其学之所不精,苟而之俚焉;屈于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险焉,而雅道遂病。然险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则用之者有善有不善也……凡以复雅道而阴裁俚字,复古之一事,此其志也。”这表明了在复古这一观念上,他强调了对于“雅道”的继承。因此,他借助用典的手法,使得《寄忆余德甫》充满了一种典雅之气,展现了七言律诗从初唐应制诗发端以来的一些特点。除此以外,这首诗歌在音律上也体现了七言律诗与七言歌行交杂的特点。

(2)复古:王世贞

王世贞是明清时期前后七子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对于复古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少年时期,王世贞便对苏洵、苏轼、苏辙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喜好,认为苏轼之文“如万斛之泉,取之不竭,唯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具有一种自然成文的特点。除此以外,他还受到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影响,并且大量阅读了古文著作。随后,与李攀龙的相遇,使得王世贞的复古思想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复古运动,并在此背景之下撰写了《艺苑卮言》,表现了其复古的文艺创作观点。之后的人生经历使他的文艺观念更加的具有性情表达的特点,而与李攀龙“诗必盛唐”之说有所不同。

王世贞说道:“文之所以为文者三,生气也,生机也,生趣也。此三者,诸君子不必十全也。无但诸君子,即所称献吉诸公,亦不必十全也。愿足下多读《战国策》、史、汉、韩、欧诸大家文,意不必过抨王道思、唐应德、归熙甫。”虽然文学有相应的评判标准,但在创作时则不能以这些评判标准作为目标导向,而是应该熟读古人的优秀作品,并达到一种“涵泳于胸中”的境地,并在此基础之上借用意境的创作,运用相应的艺术手法,结合当下的创作现实,着重表达诗人的“性情之真”。并且,他倡导“学古”与“师心”的结合,而不是止步于对古人创作的生搬硬套,以达到一种不拘泥于成法的境地,形成了“格调”与“性灵”两种创作观念的有机统一。

(3)反复古:李贽《童心说》

李贽《童心说》

龙洞山人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是明清反复古观念的代表人物之一。明清之际,由于受到复古风潮的影响,文坛上的复古观念愈加浓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中部分投机现象的产生。基于这种原因,李贽提出了“童心说”这一观点,并见诸于文章《童心说》中。他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有着如孩童般的那种“最初一念之本心”,那么他的创作便会展现出真性情,而方能称之为“童心”,这也是李贽对于文章最高价值的追求。

在童心丢失的原因上,李贽列举了几个原因,如因“以闻见主内”导致内心主体性的丢失,或因“道理闻见,日以益多”而导致的跟风现象形成,等等。随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言虽工,于我何与?”单单从文辞上模仿古人,无法产生相应的创作意义,那么文学作品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并不排斥学习古人,而是认为应该选择性的发扬古人的观念。他说:“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即使文章出自圣人,也不应该奉为圭臬,而应该进行进一步检视。而在相当部分的情况之下,即使有可以向古人模仿的至文范本,也会因为“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又或者随意为后人所阐发,导致复古之风的乱行。

李贽认为,优秀的创作者不应该在创作时“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也不应该“知不美之名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相反,应该保持创作的自然风格,保持本真的心态及价值取向,并在读书之时“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这样的话才不会走向反智主义这一另外极端。

(4)反复古:颜钧《歌乐学》

颜钧《歌乐学》

学习兮从心,朋友来兮友亲。

亲与兮精神,精神兮时蒸。

醉心兮天真,盹盹兮彬彬。

灵灵兮绳绳,斯学兮在人。

在人兮自斟,自斟兮日新。

御天兮无声,造命兮时成。

天下兮归仁,万古兮利贞。

这首诗歌名为《歌乐学》,义即“快乐学习”。整首诗歌覆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并且在语言上没有雅化,反而采取了通俗的语言及简单的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这首诗歌是颜钧创作的,其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泰州学派是明清之际反复古风潮的代表群体之一,该学派对程朱理学倡导的“天理”进行了否定,并提出了“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点。泰州学派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观念,也延续了其“致良知”的看法。该学派将“天理”解释为一种“天然自有之理”,因而化解了原本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矛盾,并将人欲等同于原来的天理,认为只要“保身”便可以达到“良知”的境界,免去了“修身、正心、诚意”的要求,将日常生活放在了第一位。因此,泰州学派积极向百姓灌输这种意识,让百姓体会到“日常日用即为道”的道理,并借“学”与“乐”的关系鼓励百姓认识自己身上尚未意识到的“圣人之道”。

《歌乐学》就是在此观念之下创作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一扫复古文学当中的陈旧气息,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通过民众对于日常行为的认识,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生活意义的有所新发现,从而进一步巩固民间已有的“人欲”之道,将“人欲”之道理念化,最终摆脱程朱理学“天理”的思想禁锢,摆脱复古思潮对于圣人过分的追随,完成了一次儒学民间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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