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假”的观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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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或许有可能存在,假则纯属人为。”

这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扉页所摘录的一句话。不得不说,这句话精辟地表明了真与假的界限——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真的事物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物体的存在,或者预见物体的未来,而假的事物则不然。

文学艺术也是如此。文学艺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文学艺术如何处理本质观念上的“真”与艺术形式上的“假”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探讨,值得反思。当然,这些问题也已经在二十多世纪以前开始,为人所关注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阿奎那、达芬奇、莎士比亚……数不胜举。不过,限于时间及精力的原因,我们今日想就古希腊时期的这些观念做一个简单梳理,希望通过这次梳理,我们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更具脉络性的认识。

概念的初产生:自然与人

人脱胎于自然,所以在从事艺术创造之时,选择自然作为临摹的参照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作为参照物,“自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自然是由地、水、风、火构成的,这四种物质构成了一个运动变化着的世界,变成了“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那个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环境。既然自然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把握事物本质?赫拉克利特从他自身的角度告诉了我们答案:

“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

自然之所以成为自然,不仅因为它非人为,还在于它的丰富多样以及随来的可变性、流动性,而这些特质又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自然。所以,艺术这样脱胎于自然的产物,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也应该去摹仿自然那种可变性、流动性。他认为,绘画上的不同颜色是一种“差异的东西相会合”的产物,这种产物“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这种观念在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既协调又相抵触”的“组合物”。

当然,有了这样的观念,还需要建立在对自然的准确把握之上。赫拉克利特也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提出了“罗格斯”观念,为早期人类认识外在世界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先从尺度与规律展开,以此把握世界本质,将世间万物一一理性化,再将艺术创作观念与“罗格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性色彩而又具有一定自然主义印记的摹仿创作观点。

于是至此以后,又有人沿着赫拉克利特的思考继续行进。自然当然是艺术摹仿的样本,但仅仅局限于此,似乎还显得多少有些乏味。德谟克里特便着力于研究“艺术摹仿自然”在新时期的内涵发展。在德谟克里特看来,自然虽好,但永远只是静静地描绘自然,那就不免显得有些低级:

“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的东西。”

在这里,德谟克里特除了强调自然之美以外,更在艺术创作中对人的主体力量有了一定的强调。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出发,倘若这个人,或者说这个“自然”,他的外形和内心没有统一,或者说,他没有那种原子内核与感觉形式上的统一,那么他将是肤浅的。

而如何才能展现真实?除了对内容形式统一的要求以外,他认为,还应该强调文学艺术在社会实践上的作用,即强调“言辞是行动的影子”,而反对虚假的描写,文学艺术在这里充当了历史事实记录者的角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及权威力量。

更进一步发展,又有其他学者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增添了对于人类主体的深度阐释。苏格拉底将研究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了人身上,并认为,神创造自然和艺术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全部欲望,应该研究人类本身的灵魂及其需要——基于此,他着重研究通过描写外在姿态来表现人物“精神方面的特质”,即“心境”、“品格”、“感情”。

除此以外,为了表现文学艺术之美,苏格拉底还说道:

“如果你想画出美的形象,却又很难找到一个人身体各部分都很完美,你是否从许多中选择,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使全体中每一部分都美呢?”

也就是说,通过这句话,他表达了一种“美是可以依靠合成”来实现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后来的人们看来,可以称作“典型化理论”。事物的美并非需要完全按照自然本身来创造,只要它符合自然规律,那么就可以人类之手进行加工构思,通过拼合的形式来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功效的美。至此,苏格拉底将“真”与“假”的问题探讨,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新的极端:自然成神

不过,概念的发展总要经历一定的极端化时期,并且,这些极端化时期的思考也能为概念接下来的发展提供了更有意义的取材来源。

柏拉图便是将以上概念推向极端的第一人。

如果说前几位学者对于世界的认识还具有理性及感性的有机结合的话,那么柏拉图便是一位将理性观念发挥到极致的思考者。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由“理式”构成,这种“理式”至高无上,是神的创造,任何人都不能妄想摹仿它,超越它。如果人们想要获得知识,那么感觉、经验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东西空有其表,只有“理式”才是最为可靠的东西。

一个“床”也有“真”与“假”的问题。先从“理式”层面上说起。“床”这一“理式”本身,是最真实的,而工匠制作出来的床,已经不是“理式”本身,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个别性,受到了时空的限制,所以工匠制作出来的床就成为了床“理式”的“影子”。接而,画家对着工匠制作出来的床,又只能摹画出离“理式”更远的“摹仿的摹仿”,不仅材料由木头变成了画笔,时间也从一段变成了一个静态的点——离“理式”越来越远,“和真理隔了三层”。

柏拉图具有这样的看法,也是不无道理的。在《理想国》中,他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既能摹仿一件事物,同时又能制造那件事物,他会不会专在摹仿上下功夫,而且把摹仿的本领看作他平生最宝贵的东西呢?”

很明显,苏格拉底“美在功用”的观念为柏拉图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我们可以结合柏拉图本人的政治立场来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既然国家的建设需要少数精英,那么,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来在这里做一些“无用功”呢?为什么不让那些从事文学艺术的生产者们去从事实际有用的物质生产活动或者社会政治活动呢?

“恨铁不成钢”。对国家建设的热切期盼,或多或少让柏拉图对文学艺术的地位产生了一些偏见,不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对于文学艺术的观念,竟还带着一些本质论的影子,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帮助再次确立了“真”与“假”的界限。

极端反弹:行动的人

从人类的角度进行反驳,就是亚里士多德了。“对人的行动的摹仿”成为亚里士多德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在这里,摹仿除了具有以往的人化特征以外,更是突出了变动的特性,只有“行动中的人”才是模仿的对象,而“行动中的人”的性格和遭遇才更值得人们描绘。

摆脱了柏拉图对于现实世界的消极否定态度以后,亚里士多德以具体存在的事物作为“第一实体”,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至现实世界当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仅说明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还提出了“艺术真实”这一命题,接续了前人对于文学艺术创造过程当中创造者所能发挥空间的讨论,并认为,艺术除了能够摹仿现实世界以外,还能够通过这些现实世界把握到宇宙运行的规律和本质,也就是反映内在规律。

通过“艺术真实”,艺术不仅可以描绘自然世界,还可以借助描绘来预测一些必然发生的事件,成为一种可靠的预言形式,因而,文学艺术在这里不仅一改柏拉图时期那种“卑劣的随从者”的身份,还相反地,成为了未来历史的塑造者,文学艺术不仅仅可以摹仿,还可以比原物更美,比原物更加真实。

在此,亚里士多德的观念综合了前人关于宇宙本质的认识与思考,又在文学艺术的创造地位上给予了支持,使得文学艺术再次从看不见的神之手回到了世俗人类的纸笔当中。

“真”与“假”也于此同时,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谁说只有“真”最美呢?如果我们趋向无边无尽的“真”,从哲思的角度来说,那值得赞赏,可是万一我们因此陷入了自己设下的无底黑洞,那这样的探讨还是否有意义呢?同样的,我们对“假”的发问,并不代表着我们对“假”的极度恐慌,我们只需要抱着对“假”的合理态度,便可成就“真”的愈真,那么“假”在此时也会显得更加可爱了。

2条回应:““真”与“假”的观念探讨”

  1. 公绪东说道:

    写的太烂了,还抄袭,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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